四月初春。
阳光灿烂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——清亮,透明,晃眼。
迎春花开了,黄色的花在路边的绿篱上开成一片。
第四节课刚响,走廊里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——脚步声、说笑声、书本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,挤满了整条走廊。
我的手机在裤兜里振动了两下。
是母亲。
接起来,母亲的声音穿过电波,带着一点笑意——那种笑不是电话里常有,不是客气的笑,是真的心情好才有的。"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零号楼?老高,大玻璃,得有三十来层吧?”
“四十二层,咋?”
“我就搁这儿站着。”
六个字。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挂了。
我从教学楼跑出来。
穿过操场时鞋底踩在跑道上噗噗响,橡胶跑道被太阳晒得有些软。
午后阳光刺眼,空气中的青草味热烘烘的,被太阳一蒸,从操场地面上升起来。
远处零号楼反射着玻璃的光,像一根巨大的银色柱子插在地面上,玻璃幕墙上映着蓝天、白云和太阳的光点。
梯形平台在零号楼前方展开。花岗岩台阶被阳光烤得发白,白得晃眼睛。风穿过平台的空隙,发出低低的呜咽声——像一头动物在远处低吟。
母亲站在平台中央。双臂抱胸。笑吟吟地看着我跑来的方向。阳光从她背后打过来,把她的轮廓勾出一圈金边。她的短发在风中微动。
“来了也不提前说声。”
母亲双臂抱胸,笑吟吟的,不说话。等我走近了,呼吸还没喘匀,她才拍拍我的胳膊:“就是要杀你个措手不及啊。"她的手指拍在我胳膊上,凉丝丝的——指甲修剪得很整齐。她今天化了妆——粉底、淡色口红、眉毛描过。风很大,把她头发吹得乱了,她抬手按住头发,侧过脸避开风的方向。手指掠过额角时,袖口滑落一截,露出手腕上的东方双狮表。
母亲在老贺面前可以笑,在儿子面前可以骂,在陈建军面前——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。
但在零号楼的这个瞬间,她只是站在风里,等着我走来。
这是她少数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的时刻——不在厨房,不在舞台,不在谈判桌上,不在亲戚聚会上。
她只是站在阳光下,等儿子过来。
我站在平台下仰望。
阳光从母亲背后打过来,在她的轮廓上勾出一圈金边——金色勾出她的肩线、腰线、裙摆的边缘。
梯形平台巨大而阔气,花岗岩台阶宽阔平整,她站立其上,被平阳的风拂动头发的同时,又被身后巨大的钢化玻璃纳入腹中,像一幅被裱起来的照片。
玻璃幕墙反射着蓝天和白云,蓝得发白。
风穿过平台的空隙,呜咽声继续。
母亲的银灰色西装套裙在风中紧贴在身上——短西装外套,裁剪利落,肩线刚好合身;及膝一步裙,裙摆在膝盖上方几寸处收紧,面料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柔和光泽。
饱满的丰臀在细腰下浮凸而起。
白色真丝衬衣的领口露出一截锁骨——很清晰,皮肤白。
风把短发吹起来,露出耳垂和后颈。
她耳朵上戴了一对很小的珍珠耳钉,圆润的,干净。
母亲笑吟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"走吧,带你去见个人。”
“谁?”
“你猜。”
她走在前面,高跟鞋踩在花岗岩上笃笃笃。
银灰色西装套裙是母亲"商务谈判"的标准装束——不同在家穿的碎花连衣裙,那些裙子是棉布的,裙摆上可能沾着油渍。
不同在厨房的围裙和卷起的袖口。
这套衣服让她从"农村教师"变成了"职业女性",从家里的厨房走出来,走进一个我去不了的场合。
我第一次意识到——这身衣服穿在她身上,让她看起来不太像我妈。
而是一个我未曾真正认识的女人。
母亲的短发在风中微微晃动,白衬衣的领子被风掀起一角,西装裙的裙摆紧贴着大腿。
她走在前面,我走在后面。
看着她走路的姿态——腰背挺直,步伐不大不小,双手自然地垂在两侧或者偶尔抬起来指一下方向。
她在这个平台上所站的位置,像一个舞台的中心。
但她自己大概不觉得——她只是穿了身得体的衣服,站在风里等儿子。
和站在厨房里等水烧开没有本质区别。
但在我眼里,画面变了。
不是她变了,是我看她的角度变了。
校宾馆餐厅包厢。
窗明几净,米黄色窗帘半拉着,阳光被滤成柔和的光线。
老贺——贺芳,母亲大学三年舍友——已经坐在里面了。
圆桌上摆了一桌子菜,还冒着热气——清蒸鲈鱼、红烧排骨、酸辣土豆丝、凉拌黄瓜、蛋花汤。
老贺看见母亲,蹭地站起来,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,发出吱的一声。
她两步冲过来,一把搂住母亲的肩膀。
“搞了半天,你弄个儿子在我班里!”
老贺拍着母亲的肩膀,笑得前仰后合,白衬衫下面大胸一抖一抖的。
母亲说:“那是,我都监视你两年了,要不是有人泄底啊,我还得监视下去!”
两人唧唧喳喳说个不停。
母亲坐到老贺身边,笑得脸蛋红扑扑的。
老贺是法学院的老师,她跟母亲是大学舍友,考研去了重庆,毕业后分到平阳。
据母亲说她们在大学时住上下铺,老贺从上铺摔下来过一次,母亲接住了她——老贺不承认这事。
她们在电话里经常聊,一聊就是一个小时。
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。
在姥爷家她是女儿——端菜、敬酒、听长辈训话;在父亲面前她是妻子——沉默或者吵架;在我面前她是母亲——叮嘱、做饭、问钱够不够。
但在老贺面前,她变回了"小张"——二十多年前大学宿舍里那个会唱评剧的姑娘。
她说话时手势比平时多,身体语言更放松——她会靠在椅背上笑,会用手在空中比画。
她们聊起当年分班的事,聊起一个叫"王建国"的男同学——说那个王建国追了她半年,她没答应。
老贺说她"眼睛长在头顶上"。
母亲笑着拿筷子打了老贺的手一下:“你才长在头顶上。”
我插不上嘴。
只是默默吃菜,看着母亲笑。
她的笑声和他们平时在电话里的笑声不一样——在电话里她的笑压缩在听筒里,现在它在空气中散开了,带着回音。
母亲的脸蛋红扑扑的,笑起来眼角有细纹。
她的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,只穿着白衬衣。
领口的扣子解开两颗——她在公众场合不会这样,但在老贺面前她忘了。
衬衫领口敞开处露出一小片锁骨。
我注意到她手腕上的东方双狮表——是我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,那年我上大一。
表盘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,秒针在走。
她一直戴着。
老贺讲了一个杀妻案——她办过的案子。妻子往丈夫的水杯里放了百草枯。"喝了两个月才死,肠子都烂了。"老贺说得很平静,夹了一块排骨送到嘴里,嚼了嚼,吐出一小块骨头。"最后那段日子,丈夫躺在床上还在感谢妻子照顾他。”
空气安静了一下。
母亲叹了口气。三个字,轻得像一声叹息:“命运啊。”
她低头喝水。
水含在嘴里,慢慢地咽下去。
我看了一眼母亲——她的笑容不见了。
刚才还红扑扑的脸颊上那片笑意消失了,表情被收敛成一个光滑的平面。
那个面具只摘下来了一秒。
但那一秒钟,我看到了她的真实表情。
然后面具又戴回去了。
出了包厢。
母亲和老贺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,车筐里放着几本书。
母亲说要和老贺说会儿话,我就跑去校门口喝啤酒。
啤酒是冰的,瓶子上挂着水珠,喝下去凉到胃里。
太阳已经偏西了,校门口人来人往——下课的同学,出去吃饭的情侣,骑着自行车按铃的老师傅。
我靠在一棵树上,仰头喝了一口。
麦芽味在嘴里散开。
约莫过了半个钟头,母亲打来电话。
我走到校门口。
路灯已经亮了,昏黄的光线下,母亲和几个同学站在一起——像是她主动和人聊起来了。
她在人群中说话,不知道在说什么,旁边两个男生在笑。
陈瑶也在——我的女朋友。
她站在人群边缘,穿了一件白边紫叶连衣裙,高马尾,双手背在身后。
母亲看见陈瑶。
第一件事就是和她握手。
这出乎我的意料——我还以为她会说"这是你同学啊"或者"你好你好"之类的客套话。
但她没有。
她先伸出手的,掌心朝侧面,不卑不亢。
“姑娘真漂亮。”
陈瑶愣了一下才伸出手。
握手的时候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陈瑶的脸红了。
我站在几米之外,手心全是汗。
看着她们握手的瞬间,我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紧张——像两个人在完成某种仪式,而我是那个仪式中间的物件。
陈瑶和母亲的"历史性会晤"——这是我后来在日记里写的话。
两人坐在校门口的冷饮店里,塑料桌面上放着两瓶雪碧。
瓶壁上挂着水珠,在灯光下亮晶晶的。
母亲问陈瑶是哪里人,学什么专业,将来想做什么。
关于家庭背景她一个字没问——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。
我知道别的家长见了儿子的女朋友,第一件事就是打探家底。
母亲一句都没问。
她问陈瑶读什么书,喜欢什么电影,对将来有什么想法。
陈瑶穿了一件白边紫叶连衣裙,高马尾,坐在塑料凳子上,背挺得很直。
母亲穿银灰色西装套裙,短发,裙摆收拢在膝盖上方,脚并拢,微微斜放。
两瓶雪碧见了底。母亲说:我请你们吃个饭。
陈瑶说谢谢阿姨的时候声音不大,但清楚。
母亲笑着听她说完——眼神里有审视,审视背后是好奇——不是挑刺,是在看一个她想知道答案的问题。
我坐在旁边,像一只被两道目光夹在中间的猫,一会儿看看左边——陈瑶的脸在灯光下映着,一会儿看看右边——母亲端起雪碧瓶喝了一口,喉结轻轻动了一下。
我注意到母亲看陈瑶的表情——是第一次用"大人的目光"看另一个女人。不是看小孩,不是看晚辈。是看一个和她平等的女性。
当晚开了两间房。
母亲和陈瑶一间,我一间。
两位女士喝了一点酒——吃饭时母亲开了一瓶干红——脸蛋红扑扑的。
昏暗的走廊里,她们手挽手走来走去,脚步声轻轻响在地毯上。
陈瑶比母亲矮了多半头,母亲低头和她说话时短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。
她们看起来不像刚认识的未来婆媳——像两个朋友。
周一早上。母亲趁陈瑶洗漱的时候偷偷问我。"我昨晚喝得不算多吧?”
我哭笑不得:“还行,没丢人。”
“坐会儿再走吧。楼下有茶座。”
母亲看了我一眼——那一眼很短——像刀片掠过——"不了。你们上课。”
“一杯茶的工夫。”
“你管好自己就行。”
她靠在门框上——双臂抱胸——晨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——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亮边——她看着我——像在看一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人。
母亲冷哼了一声,把我轰出了房间。她推着我的后背,掌心的温度隔着T恤传过来。
临别时,母亲开着银灰色毕加索,摇下车窗冲我们挥手。
晨光里她的短发还有昨晚洗发水的香气。
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啰嗦地叮嘱——没有说"多穿衣服",没有说"别熬夜",没有说"钱不够就说"。
只是挥了挥手。
然后车开走了。
银灰色的车身在晨光中渐渐变小。
汇入车流,消失在十字路口。
车开走之后,我和陈瑶站在路边等公交车。
早晨的空气清新,有露水和早饭摊的气味——炸油条的味道、蒸包子的白汽。
陈瑶看着毕加索消失的方向,沉默了一会儿。
上了公交车后她转过头来说——"你妈还真是个大美女啊!我晕!"她重复了好几遍,好像是真心的。
我没说话。
口袋里,手机屏幕亮了一下。我掏出来——一条短信。发件人:131开头的号码。
两个字:“到了。”
到了——谁到了?
到哪儿了?
发给谁的?
我盯着那两个字。
那串数字像一组密码,每一个数字我都认识,组合在一起我却读不懂。
我把短信删了。
手指在确认键上悬了一下,然后按了下去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删。
可能是怕被人看到。
也可能是怕再看到那两个字——"到了"。
到了。
简单的两个字,但在这个时刻,它们听起来像是一个邀请。
我想起母亲在校门口等我的神态——双臂抱胸,笑吟吟的,短发在风里飘动。
她站在那里等我,像一个普通的母亲等一个普通的儿子。
但那个等她的、发来"到了"两个字的人,是谁?
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,跑着去见那个人的?
我不知道。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也没问母亲那131号码是谁。
我学会了不问——这是母亲教给我的本事。
而这个本事,正在变成我们之间最厚的墙。
墙上没有门,我也没试着凿开它。
我坐在公交车上,手机在口袋里安静下来。
我把它掏出来看了看那条短信已经没了。
通话记录里也找不到那串号码。
我把浏览器关掉了。
车厢里阳光照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浮动。
陈瑶还在说母亲多么有气质多么好看,我嗯了一声。
手里的手机已经不烫了。
我把它放回口袋。
看向窗外。
路边的梧桐一棵一棵地往后退。
我忽然想——母亲收到那条"到了"的短信时,是什么表情?
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,盯着屏幕看了很久?
我不知道。
但这辈子,我可能都不会知道。
公交车到站了。陈瑶站起来,拽了拽我的衣袖:“走了,到站了。"窗外的站台上有几个等车的人,有的低头看手机,有的抬头看车来的方向。我跟着她站起来,把手机放回口袋里,拉上了拉链。口袋鼓鼓的。
我跟在她后面下了车。
阳光照在站台上,她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。
不知道是谁发来的"到了"。
也不知道是谁到了。
也许是母亲自己到了——到了某个我还没走到的地方。
而我,还站在车站的站台上,看着前方,不知道该往哪边迈步。
阳光有点刺眼。
我眯起眼睛,跟上了陈瑶的脚步。
走出站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公交车已经开走了,站台上空无一人。
广告牌下面的凳子被太阳晒得发白。
没有人站在那里。
没有人等着告诉我什么。
我转回头,跟上陈瑶。
她走在前面,后颈上细细的绒毛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。
我叫了她一声。
她回过头来,逆着光,脸隐在阴影里。
我说中午吃什么。
她说随便。
我说那就吃面吧。
她说行。
我跟上她,我们并肩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。
路两旁的迎春花开得正盛,一丛一丛的黄色,在阳光下特别亮。
那条路我走了无数遍,今天走起来和昨天不太一样。
我说不出哪里不一样。
只是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变了——每一步都比以前重了一点。
也许是因为口袋里那个已经被删掉的短信。
也许是因为母亲的那句话——我就搁这儿站着。
她站在那里,等到了她想要见的人。
而我站在那里,什么都没等到。
只等到了一个我没敢追问的秘密。
那个秘密和我并排走着,手插在口袋里,脚下踩着刚发芽的草。
春天的空气里满是花粉的味道,阳光落在进眼睛里,我眯了眯。
陈瑶走在我旁边,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她说你今天怎么了,老是走神。
我说没怎么,就是有点困。
她说你是不是昨天没睡好。
我说嗯。
她没再问了。
面馆到了。
我们走进去,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。
阳光照在桌面上,木头纹路清晰可见。
阳光灿烂得像刚从水里捞出来的一样——清亮,透明,晃眼。
迎春花开了,黄色的花在路边的绿篱上开成一片。
第四节课刚响,走廊里的人流像潮水一样涌动——脚步声、说笑声、书本碰撞的声音混在一起,挤满了整条走廊。
我的手机在裤兜里振动了两下。
是母亲。
接起来,母亲的声音穿过电波,带着一点笑意——那种笑不是电话里常有,不是客气的笑,是真的心情好才有的。"你们学校是不是有个零号楼?老高,大玻璃,得有三十来层吧?”
“四十二层,咋?”
“我就搁这儿站着。”
六个字。没有商量的余地。挂了。
我从教学楼跑出来。
穿过操场时鞋底踩在跑道上噗噗响,橡胶跑道被太阳晒得有些软。
午后阳光刺眼,空气中的青草味热烘烘的,被太阳一蒸,从操场地面上升起来。
远处零号楼反射着玻璃的光,像一根巨大的银色柱子插在地面上,玻璃幕墙上映着蓝天、白云和太阳的光点。
梯形平台在零号楼前方展开。花岗岩台阶被阳光烤得发白,白得晃眼睛。风穿过平台的空隙,发出低低的呜咽声——像一头动物在远处低吟。
母亲站在平台中央。双臂抱胸。笑吟吟地看着我跑来的方向。阳光从她背后打过来,把她的轮廓勾出一圈金边。她的短发在风中微动。
“来了也不提前说声。”
母亲双臂抱胸,笑吟吟的,不说话。等我走近了,呼吸还没喘匀,她才拍拍我的胳膊:“就是要杀你个措手不及啊。"她的手指拍在我胳膊上,凉丝丝的——指甲修剪得很整齐。她今天化了妆——粉底、淡色口红、眉毛描过。风很大,把她头发吹得乱了,她抬手按住头发,侧过脸避开风的方向。手指掠过额角时,袖口滑落一截,露出手腕上的东方双狮表。
母亲在老贺面前可以笑,在儿子面前可以骂,在陈建军面前——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样子。
但在零号楼的这个瞬间,她只是站在风里,等着我走来。
这是她少数不需要扮演任何角色的时刻——不在厨房,不在舞台,不在谈判桌上,不在亲戚聚会上。
她只是站在阳光下,等儿子过来。
我站在平台下仰望。
阳光从母亲背后打过来,在她的轮廓上勾出一圈金边——金色勾出她的肩线、腰线、裙摆的边缘。
梯形平台巨大而阔气,花岗岩台阶宽阔平整,她站立其上,被平阳的风拂动头发的同时,又被身后巨大的钢化玻璃纳入腹中,像一幅被裱起来的照片。
玻璃幕墙反射着蓝天和白云,蓝得发白。
风穿过平台的空隙,呜咽声继续。
母亲的银灰色西装套裙在风中紧贴在身上——短西装外套,裁剪利落,肩线刚好合身;及膝一步裙,裙摆在膝盖上方几寸处收紧,面料在阳光下泛着银灰色的柔和光泽。
饱满的丰臀在细腰下浮凸而起。
白色真丝衬衣的领口露出一截锁骨——很清晰,皮肤白。
风把短发吹起来,露出耳垂和后颈。
她耳朵上戴了一对很小的珍珠耳钉,圆润的,干净。
母亲笑吟吟地拍了拍我的肩膀。"走吧,带你去见个人。”
“谁?”
“你猜。”
她走在前面,高跟鞋踩在花岗岩上笃笃笃。
银灰色西装套裙是母亲"商务谈判"的标准装束——不同在家穿的碎花连衣裙,那些裙子是棉布的,裙摆上可能沾着油渍。
不同在厨房的围裙和卷起的袖口。
这套衣服让她从"农村教师"变成了"职业女性",从家里的厨房走出来,走进一个我去不了的场合。
我第一次意识到——这身衣服穿在她身上,让她看起来不太像我妈。
而是一个我未曾真正认识的女人。
母亲的短发在风中微微晃动,白衬衣的领子被风掀起一角,西装裙的裙摆紧贴着大腿。
她走在前面,我走在后面。
看着她走路的姿态——腰背挺直,步伐不大不小,双手自然地垂在两侧或者偶尔抬起来指一下方向。
她在这个平台上所站的位置,像一个舞台的中心。
但她自己大概不觉得——她只是穿了身得体的衣服,站在风里等儿子。
和站在厨房里等水烧开没有本质区别。
但在我眼里,画面变了。
不是她变了,是我看她的角度变了。
校宾馆餐厅包厢。
窗明几净,米黄色窗帘半拉着,阳光被滤成柔和的光线。
老贺——贺芳,母亲大学三年舍友——已经坐在里面了。
圆桌上摆了一桌子菜,还冒着热气——清蒸鲈鱼、红烧排骨、酸辣土豆丝、凉拌黄瓜、蛋花汤。
老贺看见母亲,蹭地站起来,椅子腿在地板上刮了一下,发出吱的一声。
她两步冲过来,一把搂住母亲的肩膀。
“搞了半天,你弄个儿子在我班里!”
老贺拍着母亲的肩膀,笑得前仰后合,白衬衫下面大胸一抖一抖的。
母亲说:“那是,我都监视你两年了,要不是有人泄底啊,我还得监视下去!”
两人唧唧喳喳说个不停。
母亲坐到老贺身边,笑得脸蛋红扑扑的。
老贺是法学院的老师,她跟母亲是大学舍友,考研去了重庆,毕业后分到平阳。
据母亲说她们在大学时住上下铺,老贺从上铺摔下来过一次,母亲接住了她——老贺不承认这事。
她们在电话里经常聊,一聊就是一个小时。
我从没见过母亲这个样子。
在姥爷家她是女儿——端菜、敬酒、听长辈训话;在父亲面前她是妻子——沉默或者吵架;在我面前她是母亲——叮嘱、做饭、问钱够不够。
但在老贺面前,她变回了"小张"——二十多年前大学宿舍里那个会唱评剧的姑娘。
她说话时手势比平时多,身体语言更放松——她会靠在椅背上笑,会用手在空中比画。
她们聊起当年分班的事,聊起一个叫"王建国"的男同学——说那个王建国追了她半年,她没答应。
老贺说她"眼睛长在头顶上"。
母亲笑着拿筷子打了老贺的手一下:“你才长在头顶上。”
我插不上嘴。
只是默默吃菜,看着母亲笑。
她的笑声和他们平时在电话里的笑声不一样——在电话里她的笑压缩在听筒里,现在它在空气中散开了,带着回音。
母亲的脸蛋红扑扑的,笑起来眼角有细纹。
她的西装外套脱了搭在椅背上,只穿着白衬衣。
领口的扣子解开两颗——她在公众场合不会这样,但在老贺面前她忘了。
衬衫领口敞开处露出一小片锁骨。
我注意到她手腕上的东方双狮表——是我用第一笔奖学金买的,那年我上大一。
表盘在灯光下泛着温润的光,秒针在走。
她一直戴着。
老贺讲了一个杀妻案——她办过的案子。妻子往丈夫的水杯里放了百草枯。"喝了两个月才死,肠子都烂了。"老贺说得很平静,夹了一块排骨送到嘴里,嚼了嚼,吐出一小块骨头。"最后那段日子,丈夫躺在床上还在感谢妻子照顾他。”
空气安静了一下。
母亲叹了口气。三个字,轻得像一声叹息:“命运啊。”
她低头喝水。
水含在嘴里,慢慢地咽下去。
我看了一眼母亲——她的笑容不见了。
刚才还红扑扑的脸颊上那片笑意消失了,表情被收敛成一个光滑的平面。
那个面具只摘下来了一秒。
但那一秒钟,我看到了她的真实表情。
然后面具又戴回去了。
出了包厢。
母亲和老贺一人推着一辆自行车,车筐里放着几本书。
母亲说要和老贺说会儿话,我就跑去校门口喝啤酒。
啤酒是冰的,瓶子上挂着水珠,喝下去凉到胃里。
太阳已经偏西了,校门口人来人往——下课的同学,出去吃饭的情侣,骑着自行车按铃的老师傅。
我靠在一棵树上,仰头喝了一口。
麦芽味在嘴里散开。
约莫过了半个钟头,母亲打来电话。
我走到校门口。
路灯已经亮了,昏黄的光线下,母亲和几个同学站在一起——像是她主动和人聊起来了。
她在人群中说话,不知道在说什么,旁边两个男生在笑。
陈瑶也在——我的女朋友。
她站在人群边缘,穿了一件白边紫叶连衣裙,高马尾,双手背在身后。
母亲看见陈瑶。
第一件事就是和她握手。
这出乎我的意料——我还以为她会说"这是你同学啊"或者"你好你好"之类的客套话。
但她没有。
她先伸出手的,掌心朝侧面,不卑不亢。
“姑娘真漂亮。”
陈瑶愣了一下才伸出手。
握手的时候母亲微微点了一下头。
陈瑶的脸红了。
我站在几米之外,手心全是汗。
看着她们握手的瞬间,我感到一种说不清的紧张——像两个人在完成某种仪式,而我是那个仪式中间的物件。
陈瑶和母亲的"历史性会晤"——这是我后来在日记里写的话。
两人坐在校门口的冷饮店里,塑料桌面上放着两瓶雪碧。
瓶壁上挂着水珠,在灯光下亮晶晶的。
母亲问陈瑶是哪里人,学什么专业,将来想做什么。
关于家庭背景她一个字没问——这是她最了不起的地方。
我知道别的家长见了儿子的女朋友,第一件事就是打探家底。
母亲一句都没问。
她问陈瑶读什么书,喜欢什么电影,对将来有什么想法。
陈瑶穿了一件白边紫叶连衣裙,高马尾,坐在塑料凳子上,背挺得很直。
母亲穿银灰色西装套裙,短发,裙摆收拢在膝盖上方,脚并拢,微微斜放。
两瓶雪碧见了底。母亲说:我请你们吃个饭。
陈瑶说谢谢阿姨的时候声音不大,但清楚。
母亲笑着听她说完——眼神里有审视,审视背后是好奇——不是挑刺,是在看一个她想知道答案的问题。
我坐在旁边,像一只被两道目光夹在中间的猫,一会儿看看左边——陈瑶的脸在灯光下映着,一会儿看看右边——母亲端起雪碧瓶喝了一口,喉结轻轻动了一下。
我注意到母亲看陈瑶的表情——是第一次用"大人的目光"看另一个女人。不是看小孩,不是看晚辈。是看一个和她平等的女性。
当晚开了两间房。
母亲和陈瑶一间,我一间。
两位女士喝了一点酒——吃饭时母亲开了一瓶干红——脸蛋红扑扑的。
昏暗的走廊里,她们手挽手走来走去,脚步声轻轻响在地毯上。
陈瑶比母亲矮了多半头,母亲低头和她说话时短发垂下来遮住半边脸。
她们看起来不像刚认识的未来婆媳——像两个朋友。
周一早上。母亲趁陈瑶洗漱的时候偷偷问我。"我昨晚喝得不算多吧?”
我哭笑不得:“还行,没丢人。”
“坐会儿再走吧。楼下有茶座。”
母亲看了我一眼——那一眼很短——像刀片掠过——"不了。你们上课。”
“一杯茶的工夫。”
“你管好自己就行。”
她靠在门框上——双臂抱胸——晨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——把她的轮廓勾出一道亮边——她看着我——像在看一个突然变得陌生的人。
母亲冷哼了一声,把我轰出了房间。她推着我的后背,掌心的温度隔着T恤传过来。
临别时,母亲开着银灰色毕加索,摇下车窗冲我们挥手。
晨光里她的短发还有昨晚洗发水的香气。
她没有像平时那样啰嗦地叮嘱——没有说"多穿衣服",没有说"别熬夜",没有说"钱不够就说"。
只是挥了挥手。
然后车开走了。
银灰色的车身在晨光中渐渐变小。
汇入车流,消失在十字路口。
车开走之后,我和陈瑶站在路边等公交车。
早晨的空气清新,有露水和早饭摊的气味——炸油条的味道、蒸包子的白汽。
陈瑶看着毕加索消失的方向,沉默了一会儿。
上了公交车后她转过头来说——"你妈还真是个大美女啊!我晕!"她重复了好几遍,好像是真心的。
我没说话。
口袋里,手机屏幕亮了一下。我掏出来——一条短信。发件人:131开头的号码。
两个字:“到了。”
到了——谁到了?
到哪儿了?
发给谁的?
我盯着那两个字。
那串数字像一组密码,每一个数字我都认识,组合在一起我却读不懂。
我把短信删了。
手指在确认键上悬了一下,然后按了下去。
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删。
可能是怕被人看到。
也可能是怕再看到那两个字——"到了"。
到了。
简单的两个字,但在这个时刻,它们听起来像是一个邀请。
我想起母亲在校门口等我的神态——双臂抱胸,笑吟吟的,短发在风里飘动。
她站在那里等我,像一个普通的母亲等一个普通的儿子。
但那个等她的、发来"到了"两个字的人,是谁?
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,跑着去见那个人的?
我不知道。
我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也没问母亲那131号码是谁。
我学会了不问——这是母亲教给我的本事。
而这个本事,正在变成我们之间最厚的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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通话记录里也找不到那串号码。
我把浏览器关掉了。
车厢里阳光照进来,灰尘在光柱里浮动。
陈瑶还在说母亲多么有气质多么好看,我嗯了一声。
手里的手机已经不烫了。
我把它放回口袋。
看向窗外。
路边的梧桐一棵一棵地往后退。
我忽然想——母亲收到那条"到了"的短信时,是什么表情?
她会不会也像我一样,盯着屏幕看了很久?
我不知道。
但这辈子,我可能都不会知道。
公交车到站了。陈瑶站起来,拽了拽我的衣袖:“走了,到站了。"窗外的站台上有几个等车的人,有的低头看手机,有的抬头看车来的方向。我跟着她站起来,把手机放回口袋里,拉上了拉链。口袋鼓鼓的。
我跟在她后面下了车。
阳光照在站台上,她的影子在地上拉得很长。
不知道是谁发来的"到了"。
也不知道是谁到了。
也许是母亲自己到了——到了某个我还没走到的地方。
而我,还站在车站的站台上,看着前方,不知道该往哪边迈步。
阳光有点刺眼。
我眯起眼睛,跟上了陈瑶的脚步。
走出站台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——公交车已经开走了,站台上空无一人。
广告牌下面的凳子被太阳晒得发白。
没有人站在那里。
没有人等着告诉我什么。
我转回头,跟上陈瑶。
她走在前面,后颈上细细的绒毛在阳光下发出金色的光。
我叫了她一声。
她回过头来,逆着光,脸隐在阴影里。
我说中午吃什么。
她说随便。
我说那就吃面吧。
她说行。
我跟上她,我们并肩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。
路两旁的迎春花开得正盛,一丛一丛的黄色,在阳光下特别亮。
那条路我走了无数遍,今天走起来和昨天不太一样。
我说不出哪里不一样。
只是脚踩在地面上的感觉变了——每一步都比以前重了一点。
也许是因为口袋里那个已经被删掉的短信。
也许是因为母亲的那句话——我就搁这儿站着。
她站在那里,等到了她想要见的人。
而我站在那里,什么都没等到。
只等到了一个我没敢追问的秘密。
那个秘密和我并排走着,手插在口袋里,脚下踩着刚发芽的草。
春天的空气里满是花粉的味道,阳光落在进眼睛里,我眯了眯。
陈瑶走在我旁边,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她说你今天怎么了,老是走神。
我说没怎么,就是有点困。
她说你是不是昨天没睡好。
我说嗯。
她没再问了。
面馆到了。
我们走进去,挑了一张靠窗的桌子坐下。
阳光照在桌面上,木头纹路清晰可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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