初二早晨的转场
大年初二——按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。母亲要回姥姥家。
我早上醒来时——母亲已经在了。
她比昨天看起来好些，脸上有了一点血色。
头发扎起来了，一个低马尾。
换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不是枣红那件了。
毛衣的领口处露出一截秋衣的领子，洗得有些发白了。
“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去你姥姥家。”母亲说。她的声音比昨天稳了一些，起码不是那种”了无生气”的调子了。
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。水是凉的，扑在脸上，皮肤收紧了一下。回来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，手里提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，年礼。
她站在病房门口。晨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的侧脸上。她的手握着年礼的袋子，塑料袋在风里发出细小的窸窣声。她看起来，老了。不是”变老”的那种老，是”老过了”之后勉强恢复的那种疲惫。阳光从侧面照在她脸上，那些皱纹在光里格外清晰，像是瓷器上的开片，细细的、密密的。
去姥姥家的路上
姥姥家离医院不太远，走路大约二十分钟。母亲没有打车，她说走走也好，透透气。
我们并排走在县城的街道上。
大年初二，街上人不多。
店铺都关着门，门口的红纸对联在风里微微翻动。
脚踩在水泥路面上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。
偶尔一辆三轮车经过，铃铛叮叮当当的。
远处有孩子在放擦炮——啪，啪，零星的。
这是我在自然光下认真看母亲，不是病房的日光灯，是冬日上午的阳光。
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，那些白发在深蓝色的毛衣映衬下反而更明显了，像一根根银线。
阳光落在她脸上那一侧的皮肤上，能看清细小的绒毛。
她的脚步不快不慢。
我走在她旁边，稍微慢半步，这样我能看到她侧脸的轮廓。
她没化妆，眉毛还是以前那个眉形，不是后来修过的长眉尾了。
她大概没心思再管这些了。
她的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。
没有戴手套。
手掌的轮廓在口袋里鼓出一个松散的拳形。
羽绒服的布料摩擦着，发出细小的沙沙声。
她不像以前那样在意这些细节了，以前她的手冬天总是保养得很好，护手霜一天涂好几次。
现在那些罐子大概已经落了灰。
“牛秀琴，”我说了一半，又停下了。
母亲没有接话。她继续走，目光看着前方。
“你知道了？”过了一会儿她问。
“知道什么？”
“她进去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牛秀琴，舅妈，陆永平的妻子，陈晨的母亲——被关进去了？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问。
“腊月。”母亲说。她的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。”涉嫌介绍卖淫。”
那四个字在冬天的空气里飘着。我没有接话。我当然知道牛秀琴做了什么，我看过那些光盘。我看过她和陈晨，然后她把母亲也拽了进来。
但我不能说。
“该。”我说。
母亲没有回应。她继续走着，目光看着前方，像是什么都没听到。但她的脚步，慢了那么一点。
姥姥家的院子·人丁凋零
姥姥家在县城老城区，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。铁门上贴着一副手写春联，姥爷的字，”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红纸已经有些褪色了，边角卷了起来。
我推开铁门，铁门的合页发出一声尖锐的吱呀声，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刺耳。院子里安安静静的。
往年春节，姥姥家的院子里总是一大堆人。
姥姥有三个子女，母亲是老大，下面有一个弟弟(小舅)，一个妹妹(小姨)。
加上各自的家眷，往年至少要摆两桌。
但今年，
院子里只有姥爷一个人。
他坐在屋檐下的一把藤椅上——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。
看到母亲和我进来，他扶着椅子扶手慢慢站起来。
“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母亲走过去，”爸你坐着。”
姥爷老了。
去年还没有这么老，但现在他的背明显驼了。
眼窝深陷，眼袋松弛。
头发全白了，不是灰白，是雪白。
嘴唇有些发紫，心脏不好。
他慢慢坐下，动作比我记忆中迟缓了很多。
坐下后他咳了两声，不是痰咳，是干咳。
姥姥从屋里走出来，腰更弯了。以前她走路还利索，现在每一步都像在试探地面是否结实。她看到母亲，嘴角动了动，想笑，但没笑出来。
“凤兰来了。”
就这一句。她走过来，拉住母亲的手，握了一会儿。母亲没有抽开手。
“小舅呢？”我问。
姥爷沉默了一下。”他，今年不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姥爷没有回答。他拿起了桌上的水烟袋，咕噜咕噜地抽了两口——烟雾在他的脸前散开。
母亲替姥爷回答了：“你小舅妈，不让他来。”
我明白了。小舅妈，牛秀琴的妹妹？或者，牛秀琴本人已经进去了，小舅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想再跟这边的亲戚走动了。
“小姨呢？”
“你小姨，跟你姨父去广州了。今年回不来。”
六个人。我数了一下，姥爷、姥姥、父母、我自己，如果奶奶没中风，还在家里，那也只是七个人。
“往年多少？”我问。
没有人回答。
但答案大家都知道，往年至少十六七个。
两桌都坐不下。
小孩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大人们在屋里打牌聊天。
厨房里油烟滚滚，母亲和小姨在里面忙，姥爷在堂屋招待客人，整个院子热热闹闹的，从中午能闹到深夜。
今年，六个人。院子安静得像一口井。
冬日的阳光照进院子，但照不暖。
屋檐的阴影在院子里切出一道斜线。
光线里浮着细小的灰尘——缓慢地飘动。
零度上下。
院子里的水龙头包着稻草，但龙头下那滩水结了一层薄冰。
安静，太安静了。
没有小孩的尖叫，没有牌桌的喧哗，只有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炮仗，然后是更长的安静，姥爷抽水烟的声音，咕噜咕噜，水在烟筒里翻腾的声响，在这过分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。
厨房里飘出来的炖肉味，混着院子里的冷空气，混着姥爷的旱烟味，混着某种陈旧的、说不清的气味，像是这个院子太久没有热闹过了。
我站在院子中间。
脚底的砖地是硬的，凉意透过鞋底传上来。
忽然觉得，站在这里的六个人，像是冬天里剩下的几片叶子，挂在同一根树枝上——在风里抖着。
厨房里·母亲和姥姥
母亲进了厨房。姥姥已经在里面了，在剁馅。母亲系上围裙，”妈，我来。”
姥姥没有让，”你坐着去。”
“我不坐。”母亲从姥姥手里拿过刀，刀柄被姥姥的手握过热了，温温的，”你歇着。”
我站在厨房门口。
看着母亲的背影，她在砧板前站着，刀起刀落。
刀刃碰到砧板的声音，笃笃笃的，均匀的，像心跳。
动作很熟练，这双手切了几十年的菜。
但在某个瞬间，她的刀停了一下，右手的手指按了一下太阳穴。
那个动作太轻微了，轻微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我看了很久。
看母亲，她挽起袖子后露出的手臂，还是白皙的，但皮肤的弹性明显不如从前了。
手肘内侧的皮肤微微松弛，按下去不会立刻弹回来。
她切菜时手臂上的筋会隐隐凸现，那是偏瘦的人才会有的。
围裙的绳子在她腰后系着，勒出一道浅浅的褶痕。
看姥姥，姥姥的手已经皱得不成样子。指节粗大，常年干农活留下的。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剪得短短的——用一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。
这两个女人，一个七十五岁，一个四十三岁。
一个已经老透了，一个正在老去。
我看着她们，在厨房里，在砧板前，仿佛看到了时间在我面前流动的样子。
“他人呢？”姥姥问。说的是父亲。
“在医院。”母亲说。刀起刀落。
“你奶奶呢？”
“也在医院。中风。”
姥姥沉默了一会儿。”你瘦了。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刀刃在砧板上继续，笃，笃，笃。
“那些人，”姥姥又说，”还找你麻烦不？”
我听到了。我的呼吸停了一秒。
母亲的手没有停。”没了。”她说。声音很平。
“那，那个姓陈的呢，”
“妈。”母亲打断了姥姥，手上的刀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切，”大过年的。”
姥姥没有再问了。但她的嘴唇动了动，那种想说什么又咽回去的动。
厨房窗户朝北，光线偏暗。
日光灯开着——老式的灯管，有些发黄，发出的光暖融融的。
油烟机和排气扇的嗡嗡声。
灶上的火开着，锅里煮着汤，冒出的蒸汽让整个厨房变得温热、潮湿。
窗户上凝了一层薄雾。
刀刃和砧板的撞击声，有规律的，笃、笃、笃。
汤在锅里翻滚的声音，咕嘟咕嘟。
排气扇的嗡嗡声。
葱姜下锅的香味，新鲜的肉馅的气味，酱油和醋的气味，混着老房子特有的那种气味，木头和灰尘和陈年的味道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两个女人。一个在切菜。一个在烧汤。她们之间隔着三十年的厨房时光。
我看着母亲的手在砧板上移动。
那双手，二十年前，在同一个厨房里，帮姥姥擀饺子皮。
那时候她的手还是小姑娘的手——指节细嫩，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。
现在那双手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，关节处的皮肤开始松弛，指甲剪得很短，不涂颜色了。
姥姥的手比母亲的手更老，像是母亲的手的倒带，快了三十年。
母亲没有回头看姥姥。但她开口了，”妈，你身体还好吧？”
“好着呢。”姥姥说。她正在往锅里放盐，手抖了三下才放准，老了，手没准头了。
“药吃了没？”
“吃了。你爸盯着呢，不吃就念叨。”
母亲”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再接话。但她的刀，节奏变了，刚才切得慢，现在快了一些。像是在表达什么——用刀速。
午饭·六个人的圆桌
堂屋里摆了一张圆桌。六把椅子，姥爷坐主位，姥姥坐他旁边，母亲挨着姥姥，我坐在母亲旁边，父亲坐在另一头。
桌上摆了八个菜，鸡、鱼、肉、菜，标准的年菜。
菜的表面泛着一层油光，热气在桌面上方升腾，很快就在冷空气中散尽了。
但在六个人面前，这八个菜显得太多了。
丰盛的空虚。
母亲坐在桌边。她给姥姥夹了一筷子菜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
我看到的时候，愣了一下。母亲平时不喝酒的。过节也只喝一点啤酒。但她今天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，二锅头，小杯。
她端起来，没有敬任何人，自己喝了一口。
姥爷也端起了酒杯。他没有看任何人，看着杯里的酒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今年人少。”
没有人接话。
姥爷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下。然后他说：
“也好。安静。”
我看着姥爷，看着他的白头发，看着他的手，那只手在微微发抖。
杯子里的酒也在抖，水面泛起一圈一圈细小的涟漪。
不是病理性的——是酒精和年龄和孤独一起作用的结果。
母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“妈，”我说。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：“别管我。”
我没有再说。
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姥爷放下筷子。他看着母亲，说：
“你那个舅妈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母亲的手停了一下。”知道。”
“陆家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姥爷说得并不激动，语气很平，平到像是陈述一个早已被证实的事实。”从陆永平到牛秀琴到那个陈晨，没有好东西。”
母亲没有说话。她看着面前的盘子，目光没有焦点。
“你以后，”姥爷说，”别再跟陆家的人来往了。”
“嗯。”母亲说。声音很轻，像一片羽毛落在桌面上。
我坐在旁边。
我想，母亲和陆家的人来往，不是她愿不愿意的事。
是陆家的人从来没有放过她。
从陆永平到牛秀琴到陈晨，他们像一张网——罩在母亲头上。
现在牛秀琴被抓了，陈晨呢？
那些光盘呢？
我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菜很咸。
盐粒在舌尖上化开，咸得发苦。
但我没有喝水。
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炖得很烂，肥肉入口即化，甜味在舌尖上散开。
这是姥姥的手艺。
几十年了，味道没变过。
但坐在这张桌上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少。
母亲又喝了一口酒。
酒液在杯子里晃了一下，一小口，咽下去的时候她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她的脸微微泛红了，酒精上了脸。
她的眼角渗出一点水光，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。
她放下酒杯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放在碗里，没有吃，就那样放着。
“妈，”我说，”你少喝点。”
“没事。”她说。然后又喝了一口。
姥爷看着母亲——没有再说话。他把烟袋拿起来，又放下了。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在这个人丁凋零的春节里，像是越来越远的回声。
我吃完了碗里的饭。站起来，说，”我去盛汤。”
厨房里的大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我拿起母亲面前的空碗，给她盛了一碗。然后，顺手把她面前那杯白酒端走了。
她看着我端走她的酒，没有拦。只是嘴角动了动，不知道是笑还是叹气。
暮色中的归途
下午四点多，母亲和我离开了姥姥家。
姥爷送我们到门口。
他站在门框里面，没有走出来。
外面有风。
他的白头发在门框的阴影里微微颤抖。
他的手指扶着门框边缘，指节粗大，指甲泛着灰白色。
“路上慢点。”他说。
“知道了。”母亲说。
我们走回医院。
傍晚的天已经开始暗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面上是一种灰蓝色的、暧昧的光线。
母亲走在前面，步子比来的时候慢。
风吹过来，带着傍晚的寒气，钻进衣领里，脖颈一凉。
我跟在后面，看着她深蓝色的背影。她走了一段，伸手揉了揉眼睛。不是哭——是困了。或者累了。或者两种都是。
我追上她，走在她旁边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牛秀琴，判了没？”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。”还没。关着呢。”
“她，会牵连你吗？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风吹过来，带着干冷的气息，她缩了缩脖子，把羽绒服的领子竖起来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那两个字被风带走了。
我们继续走着。
路灯在我身后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，在傍晚的街道上投下一串温暖的光斑。
那些光斑落在母亲身上，亮一下，暗一下，亮一下，暗一下，像是时间的节拍器。
她的影子在路面上拉得忽长忽短，像是一个人被光折叠又展开。
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。
前面是一条我们走了很多年的路。
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母亲走在左边——我走在右边，她牵着我的手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不牵了，就并排走。
再后来，我比她高了，她走在左边，我走在右边，她挽着我的胳膊，偶尔。
现在，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。不远，但也不近。就是两个人各自走着的距离。
她的背影在光影中一明一暗。
我忽然觉得，今年的春节，像是用慢镜头播放的。
每一天都格外长。
每一天都格外短。
长到能看清每一道皱纹是怎么爬上她的脸的。
短到来不及问她一句，你还撑得住吗。
前面就是医院了。
白色的楼，窗口亮着灯，在暮色里像一个发光的盒子。
母亲加快了步子，鞋底在柏油路上加快了节奏。
像是想快点回到那个有监护仪有消毒水味的地方。
那个地方虽然冷，但至少——还有奶奶躺在那里——还有事要做。
有事要做的人——不会倒下去。
我知道这个道理。母亲也知道。所以她才走得那么快。
大年初二——按习俗是回娘家的日子。母亲要回姥姥家。
我早上醒来时——母亲已经在了。
她比昨天看起来好些，脸上有了一点血色。
头发扎起来了，一个低马尾。
换了一件深蓝色的毛衣，不是枣红那件了。
毛衣的领口处露出一截秋衣的领子，洗得有些发白了。
“收拾一下，一会儿去你姥姥家。”母亲说。她的声音比昨天稳了一些，起码不是那种”了无生气”的调子了。
我去卫生间洗了把脸。水是凉的，扑在脸上，皮肤收紧了一下。回来时母亲已经准备好了，手里提着一箱牛奶和一袋水果，年礼。
她站在病房门口。晨光从走廊的窗户照进来，落在她的侧脸上。她的手握着年礼的袋子，塑料袋在风里发出细小的窸窣声。她看起来，老了。不是”变老”的那种老，是”老过了”之后勉强恢复的那种疲惫。阳光从侧面照在她脸上，那些皱纹在光里格外清晰，像是瓷器上的开片，细细的、密密的。
去姥姥家的路上
姥姥家离医院不太远，走路大约二十分钟。母亲没有打车，她说走走也好，透透气。
我们并排走在县城的街道上。
大年初二，街上人不多。
店铺都关着门，门口的红纸对联在风里微微翻动。
脚踩在水泥路面上，脚步声在空旷的街道上回荡。
偶尔一辆三轮车经过，铃铛叮叮当当的。
远处有孩子在放擦炮——啪，啪，零星的。
这是我在自然光下认真看母亲，不是病房的日光灯，是冬日上午的阳光。
阳光照在她的头发上，那些白发在深蓝色的毛衣映衬下反而更明显了，像一根根银线。
阳光落在她脸上那一侧的皮肤上，能看清细小的绒毛。
她的脚步不快不慢。
我走在她旁边，稍微慢半步，这样我能看到她侧脸的轮廓。
她没化妆，眉毛还是以前那个眉形，不是后来修过的长眉尾了。
她大概没心思再管这些了。
她的手插在羽绒服口袋里。
没有戴手套。
手掌的轮廓在口袋里鼓出一个松散的拳形。
羽绒服的布料摩擦着，发出细小的沙沙声。
她不像以前那样在意这些细节了，以前她的手冬天总是保养得很好，护手霜一天涂好几次。
现在那些罐子大概已经落了灰。
“牛秀琴，”我说了一半，又停下了。
母亲没有接话。她继续走，目光看着前方。
“你知道了？”过了一会儿她问。
“知道什么？”
“她进去了。”
我愣了一下。牛秀琴，舅妈，陆永平的妻子，陈晨的母亲——被关进去了？
“什么时候的事？”我问。
“腊月。”母亲说。她的语气很平，像在说一个不相干的人。”涉嫌介绍卖淫。”
那四个字在冬天的空气里飘着。我没有接话。我当然知道牛秀琴做了什么，我看过那些光盘。我看过她和陈晨，然后她把母亲也拽了进来。
但我不能说。
“该。”我说。
母亲没有回应。她继续走着，目光看着前方，像是什么都没听到。但她的脚步，慢了那么一点。
姥姥家的院子·人丁凋零
姥姥家在县城老城区，一个带院子的小平房。铁门上贴着一副手写春联，姥爷的字，”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红纸已经有些褪色了，边角卷了起来。
我推开铁门，铁门的合页发出一声尖锐的吱呀声，在安静的院子里格外刺耳。院子里安安静静的。
往年春节，姥姥家的院子里总是一大堆人。
姥姥有三个子女，母亲是老大，下面有一个弟弟(小舅)，一个妹妹(小姨)。
加上各自的家眷，往年至少要摆两桌。
但今年，
院子里只有姥爷一个人。
他坐在屋檐下的一把藤椅上——穿着一件旧棉袄，膝盖上搭着一条毯子。
看到母亲和我进来，他扶着椅子扶手慢慢站起来。
“来了？”
“嗯。”母亲走过去，”爸你坐着。”
姥爷老了。
去年还没有这么老，但现在他的背明显驼了。
眼窝深陷，眼袋松弛。
头发全白了，不是灰白，是雪白。
嘴唇有些发紫，心脏不好。
他慢慢坐下，动作比我记忆中迟缓了很多。
坐下后他咳了两声，不是痰咳，是干咳。
姥姥从屋里走出来，腰更弯了。以前她走路还利索，现在每一步都像在试探地面是否结实。她看到母亲，嘴角动了动，想笑，但没笑出来。
“凤兰来了。”
就这一句。她走过来，拉住母亲的手，握了一会儿。母亲没有抽开手。
“小舅呢？”我问。
姥爷沉默了一下。”他，今年不来了。”
“为什么？”
姥爷没有回答。他拿起了桌上的水烟袋，咕噜咕噜地抽了两口——烟雾在他的脸前散开。
母亲替姥爷回答了：“你小舅妈，不让他来。”
我明白了。小舅妈，牛秀琴的妹妹？或者，牛秀琴本人已经进去了，小舅在这个节骨眼上，不想再跟这边的亲戚走动了。
“小姨呢？”
“你小姨，跟你姨父去广州了。今年回不来。”
六个人。我数了一下，姥爷、姥姥、父母、我自己，如果奶奶没中风，还在家里，那也只是七个人。
“往年多少？”我问。
没有人回答。
但答案大家都知道，往年至少十六七个。
两桌都坐不下。
小孩们在院子里跑来跑去，大人们在屋里打牌聊天。
厨房里油烟滚滚，母亲和小姨在里面忙，姥爷在堂屋招待客人，整个院子热热闹闹的，从中午能闹到深夜。
今年，六个人。院子安静得像一口井。
冬日的阳光照进院子，但照不暖。
屋檐的阴影在院子里切出一道斜线。
光线里浮着细小的灰尘——缓慢地飘动。
零度上下。
院子里的水龙头包着稻草，但龙头下那滩水结了一层薄冰。
安静，太安静了。
没有小孩的尖叫，没有牌桌的喧哗，只有偶尔远处传来几声炮仗，然后是更长的安静，姥爷抽水烟的声音，咕噜咕噜，水在烟筒里翻腾的声响，在这过分安静的院子里格外清晰。
厨房里飘出来的炖肉味，混着院子里的冷空气，混着姥爷的旱烟味，混着某种陈旧的、说不清的气味，像是这个院子太久没有热闹过了。
我站在院子中间。
脚底的砖地是硬的，凉意透过鞋底传上来。
忽然觉得，站在这里的六个人，像是冬天里剩下的几片叶子，挂在同一根树枝上——在风里抖着。
厨房里·母亲和姥姥
母亲进了厨房。姥姥已经在里面了，在剁馅。母亲系上围裙，”妈，我来。”
姥姥没有让，”你坐着去。”
“我不坐。”母亲从姥姥手里拿过刀，刀柄被姥姥的手握过热了，温温的，”你歇着。”
我站在厨房门口。
看着母亲的背影，她在砧板前站着，刀起刀落。
刀刃碰到砧板的声音，笃笃笃的，均匀的，像心跳。
动作很熟练，这双手切了几十年的菜。
但在某个瞬间，她的刀停了一下，右手的手指按了一下太阳穴。
那个动作太轻微了，轻微到如果不是一直在看她，根本不会注意到。
我看了很久。
看母亲，她挽起袖子后露出的手臂，还是白皙的，但皮肤的弹性明显不如从前了。
手肘内侧的皮肤微微松弛，按下去不会立刻弹回来。
她切菜时手臂上的筋会隐隐凸现，那是偏瘦的人才会有的。
围裙的绳子在她腰后系着，勒出一道浅浅的褶痕。
看姥姥，姥姥的手已经皱得不成样子。指节粗大，常年干农活留下的。她的头发已经全白了，剪得短短的——用一个黑色的发夹别在耳后。
这两个女人，一个七十五岁，一个四十三岁。
一个已经老透了，一个正在老去。
我看着她们，在厨房里，在砧板前，仿佛看到了时间在我面前流动的样子。
“他人呢？”姥姥问。说的是父亲。
“在医院。”母亲说。刀起刀落。
“你奶奶呢？”
“也在医院。中风。”
姥姥沉默了一会儿。”你瘦了。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刀刃在砧板上继续，笃，笃，笃。
“那些人，”姥姥又说，”还找你麻烦不？”
我听到了。我的呼吸停了一秒。
母亲的手没有停。”没了。”她说。声音很平。
“那，那个姓陈的呢，”
“妈。”母亲打断了姥姥，手上的刀停了一下，然后继续切，”大过年的。”
姥姥没有再问了。但她的嘴唇动了动，那种想说什么又咽回去的动。
厨房窗户朝北，光线偏暗。
日光灯开着——老式的灯管，有些发黄，发出的光暖融融的。
油烟机和排气扇的嗡嗡声。
灶上的火开着，锅里煮着汤，冒出的蒸汽让整个厨房变得温热、潮湿。
窗户上凝了一层薄雾。
刀刃和砧板的撞击声，有规律的，笃、笃、笃。
汤在锅里翻滚的声音，咕嘟咕嘟。
排气扇的嗡嗡声。
葱姜下锅的香味，新鲜的肉馅的气味，酱油和醋的气味，混着老房子特有的那种气味，木头和灰尘和陈年的味道。
我站在门口，看着这两个女人。一个在切菜。一个在烧汤。她们之间隔着三十年的厨房时光。
我看着母亲的手在砧板上移动。
那双手，二十年前，在同一个厨房里，帮姥姥擀饺子皮。
那时候她的手还是小姑娘的手——指节细嫩，手腕上戴着一根红绳。
现在那双手上已经有了细细的纹路，关节处的皮肤开始松弛，指甲剪得很短，不涂颜色了。
姥姥的手比母亲的手更老，像是母亲的手的倒带，快了三十年。
母亲没有回头看姥姥。但她开口了，”妈，你身体还好吧？”
“好着呢。”姥姥说。她正在往锅里放盐，手抖了三下才放准，老了，手没准头了。
“药吃了没？”
“吃了。你爸盯着呢，不吃就念叨。”
母亲”嗯”了一声，没有再接话。但她的刀，节奏变了，刚才切得慢，现在快了一些。像是在表达什么——用刀速。
午饭·六个人的圆桌
堂屋里摆了一张圆桌。六把椅子，姥爷坐主位，姥姥坐他旁边，母亲挨着姥姥，我坐在母亲旁边，父亲坐在另一头。
桌上摆了八个菜，鸡、鱼、肉、菜，标准的年菜。
菜的表面泛着一层油光，热气在桌面上方升腾，很快就在冷空气中散尽了。
但在六个人面前，这八个菜显得太多了。
丰盛的空虚。
母亲坐在桌边。她给姥姥夹了一筷子菜，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酒。
我看到的时候，愣了一下。母亲平时不喝酒的。过节也只喝一点啤酒。但她今天给自己倒了一杯白酒，二锅头，小杯。
她端起来，没有敬任何人，自己喝了一口。
姥爷也端起了酒杯。他没有看任何人，看着杯里的酒，说了一句话：
“今年人少。”
没有人接话。
姥爷喝了一口，把杯子放下。然后他说：
“也好。安静。”
我看着姥爷，看着他的白头发，看着他的手，那只手在微微发抖。
杯子里的酒也在抖，水面泛起一圈一圈细小的涟漪。
不是病理性的——是酒精和年龄和孤独一起作用的结果。
母亲又给自己倒了一杯。
“妈，”我说。
母亲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的意思很明确：“别管我。”
我没有再说。
吃到一半的时候，姥爷放下筷子。他看着母亲，说：
“你那个舅妈，你知道了吧？”
母亲的手停了一下。”知道。”
“陆家的人，没有一个好东西。”姥爷说得并不激动，语气很平，平到像是陈述一个早已被证实的事实。”从陆永平到牛秀琴到那个陈晨，没有好东西。”
母亲没有说话。她看着面前的盘子，目光没有焦点。
“你以后，”姥爷说，”别再跟陆家的人来往了。”
“嗯。”母亲说。声音很轻，像一片羽毛落在桌面上。
我坐在旁边。
我想，母亲和陆家的人来往，不是她愿不愿意的事。
是陆家的人从来没有放过她。
从陆永平到牛秀琴到陈晨，他们像一张网——罩在母亲头上。
现在牛秀琴被抓了，陈晨呢？
那些光盘呢？
我低下头，继续吃饭。
菜很咸。
盐粒在舌尖上化开，咸得发苦。
但我没有喝水。
夹了一块红烧肉放进嘴里，炖得很烂，肥肉入口即化，甜味在舌尖上散开。
这是姥姥的手艺。
几十年了，味道没变过。
但坐在这张桌上的人，一年比一年少。
母亲又喝了一口酒。
酒液在杯子里晃了一下，一小口，咽下去的时候她的眉头皱了一下。
她的脸微微泛红了，酒精上了脸。
她的眼角渗出一点水光，不知道是辣的还是别的什么。
她放下酒杯，夹了一筷子青菜，放在碗里，没有吃，就那样放着。
“妈，”我说，”你少喝点。”
“没事。”她说。然后又喝了一口。
姥爷看着母亲——没有再说话。他把烟袋拿起来，又放下了。窗外传来零星的鞭炮声，在这个人丁凋零的春节里，像是越来越远的回声。
我吃完了碗里的饭。站起来，说，”我去盛汤。”
厨房里的大锅还在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。我拿起母亲面前的空碗，给她盛了一碗。然后，顺手把她面前那杯白酒端走了。
她看着我端走她的酒，没有拦。只是嘴角动了动，不知道是笑还是叹气。
暮色中的归途
下午四点多，母亲和我离开了姥姥家。
姥爷送我们到门口。
他站在门框里面，没有走出来。
外面有风。
他的白头发在门框的阴影里微微颤抖。
他的手指扶着门框边缘，指节粗大，指甲泛着灰白色。
“路上慢点。”他说。
“知道了。”母亲说。
我们走回医院。
傍晚的天已经开始暗了，路灯还没亮，街面上是一种灰蓝色的、暧昧的光线。
母亲走在前面，步子比来的时候慢。
风吹过来，带着傍晚的寒气，钻进衣领里，脖颈一凉。
我跟在后面，看着她深蓝色的背影。她走了一段，伸手揉了揉眼睛。不是哭——是困了。或者累了。或者两种都是。
我追上她，走在她旁边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
“牛秀琴，判了没？”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。”还没。关着呢。”
“她，会牵连你吗？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风吹过来，带着干冷的气息，她缩了缩脖子，把羽绒服的领子竖起来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她说：“不知道。”
那两个字被风带走了。
我们继续走着。
路灯在我身后一盏一盏地亮起来，橘黄色的光，在傍晚的街道上投下一串温暖的光斑。
那些光斑落在母亲身上，亮一下，暗一下，亮一下，暗一下，像是时间的节拍器。
她的影子在路面上拉得忽长忽短，像是一个人被光折叠又展开。
远处传来几声狗叫，像是从另一个世界飘过来的。
前面是一条我们走了很多年的路。
以前走这条路的时候，母亲走在左边——我走在右边，她牵着我的手。
后来我长大了，不牵了，就并排走。
再后来，我比她高了，她走在左边，我走在右边，她挽着我的胳膊，偶尔。
现在，我们之间隔着一个拳头的距离。不远，但也不近。就是两个人各自走着的距离。
她的背影在光影中一明一暗。
我忽然觉得，今年的春节，像是用慢镜头播放的。
每一天都格外长。
每一天都格外短。
长到能看清每一道皱纹是怎么爬上她的脸的。
短到来不及问她一句，你还撑得住吗。
前面就是医院了。
白色的楼，窗口亮着灯，在暮色里像一个发光的盒子。
母亲加快了步子，鞋底在柏油路上加快了节奏。
像是想快点回到那个有监护仪有消毒水味的地方。
那个地方虽然冷，但至少——还有奶奶躺在那里——还有事要做。
有事要做的人——不会倒下去。
我知道这个道理。母亲也知道。所以她才走得那么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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