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午的日头毒辣辣地照着。
远处土坯房层层叠在山坡，黑压压一片，炊烟从各家烟囱里直往上窜，在热浪里扭曲成灰蓝色的条。
寨道上有人赶着牛走过，牛铃叮叮当当。
日头最毒辣的时候，寨口老榕树上挂着的土喇叭忽然响了。
先是刺刺啦啦的电流声，接着一声长啸，一个土腔嗓门把整个寨子都盖住：“马有栓死呢——马有栓死呢——马有栓光着下半身，死在自家门槛上头呢——”
我手里的保温杯啪嗒掉在地上，滚烫的水泼了一脚。
到了下午，更多的消息传来。
“裤裆里拉了一兜子屎尿，造孽哟。”
“拿县城花钱雇野鸡顶包，糊弄山鬼，遭天谴了。”
“心术不正，连祖宗都嫌他的烂种。”
“山鬼最恨假种，横死算他便宜。”
竹篱外、寨道上、敞开的窗子里，议论声嗡嗡不断。
没有同情，没有害怕，甚至连惊讶都没有。
只有一种理所应当的快意，仿佛是一场借机剔除劣质基因的残忍狂欢。
老光棍拿县城野鸡顶包，欺骗山鬼，破坏了几百年的规矩。
他必须死。
他的死不是悲剧，是正面报道，是山鬼显灵，是祖宗有眼。
我靠在窗台边，腿心还火辣辣地肿着。
昨夜五个男人轮流把我顶到最深处，现在每走一步，穴口就牵扯一下。
马有栓死得这么巧，正好把他的钱匀给我们这些“守规矩”的人家。
我不知道该冷笑还是该恶心。
傍晚，寨长杨海福带着几个长老来了。
他换了件蓝布中山装，迈着大摇大摆的方步走进来。
身后几个老头，脸上的皱纹像干橘子皮，沟壑一条一条。
其中一个拎着个鼓鼓囊囊的老式帆布书包，提手被重量绷得笔直。
他们一进门就把堂屋占满，门槛上还站着一个进不来的。
杨海福拉开书包拉链，露出里面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。
“杨山，雨晗。”他声音慢条斯理，脸上带着长辈的笑，“这是你们家的份子。八十万，一分不少。另外这一叠是马有栓那绝户头的额外一份。祖宗有眼，不守规矩的人，香火断绝。他的钱，就分给你们这些老实守礼的人家。两块加起来，一百出头。你们点点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那双精光不减的老眼却一直落在我身上。
从脸往下，滑过微微敞开的领口，滑过并拢的大腿根，像能透过布料直接看见昨夜被他操得还红肿的穴口。
那眼神赤裸裸地提醒我：我记得你奶子的手感，我记得你穴肉是怎么裹我鸡巴的紧致，我记得你宫颈口被我弯钩一样的龟头撬开过。
你也该记得，我们操过，你穴里灌过我的种。
几个长老也笑得慈眉善目。
可他们的眼睛一样往下钻。
他们每个人早上都用手指检查过我，捅进去，抠出来，闻闻味道，再点头放行。
现在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猥琐看着我，像在看一匹已经配完种、可以安心下崽的母马。
如果他们今天没洗手，手上可能还沾着我的体液味道。
这是一种集体共享的下流默契，我脸颊瞬间烧起来，从耳根烧到脖子根。
杨山往前一步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寨长也不恼，笑呵呵地又嘱咐了两句“好好将养身子”、“多给遮寨添几个娃”，眼睛却又往我小腹扫了一下，嘴角的笑更深了。
他把书包放下，带着长老们走了。
他们的脚步声在寨道上远去，偶尔夹杂几声压低的笑，像一群刚从窑子里享乐出来的嫖客。
门关上后，杨山把沉甸甸的书包塞到我手里。
我双手接住，没想到钱居然会有重量。
杨山分红的八十万，加上马有栓死后匀出来的那份，一百多万现金。
够把省城的房贷一次性还清，还能剩几万买辆车。
这就是我们用身体换来的血酬。
我把书包放在桌上，坐到椅子上。腿心还是肿的，每动一下就提醒我昨夜的事。杨山站在我对面，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马有栓真死了？”我问道。
“寨子该怎么过，还怎么过。”杨山伸手把书包拉链拉上，“祖宗的规矩，谁也逃不掉。”
我转头看他，昨夜祭堂里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两人眼底闪过：他把车忆湘按在青石板上猛干的样子，他射完还伏在她身上不肯拔出来的样子；我被赵大丁从后面顶得小腹鼓起时扭头看他，他正好从车忆湘身体里拔出来；徐浩明在我耳边说“对不起”时腰却越来越狠；车忆湘被寨长弯鸡巴磨得哭喊；马有栓压在庄京京身上，干瘦的身体抖得像筛糠，口水从面具缝隙往下淌……
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，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，或者只是一场被迷药和乱种酒烧得不真切的集体幻觉。
只有书包里的钞票是真的，将来不动产权证上盖“已结清”的章，也是真的。
马有栓的死，也许既不是意外，也不是什么天谴。
他只是被这套规矩挑出来、榨干、吐掉的一块甘蔗渣。
他的穷，被解释成“没本事”；他的死，被解释成“不守规矩”。
然后他的钱、他的家业、甚至他花钱买来的女人，都被干净利落地分掉、抹去、重新分配给“守规矩”的人家。
寨长领着长老来送钱，那张笑脸下面藏着的，是把一具尸体变成一笔红利的从容。
规矩就是这样：坏规矩的人死得其所，死后连骨头都不剩。
寨子该怎么过，还怎么过。
杨山的手复上来，十指和我交扣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窗外，天已经黑了。
寨道上又响起牛铃声，鸡鸣狗吠，有人在拖长声音喊孩子回家吃饭。
这片土地，白天永远是这副日常光景。
可就是这片土地，昨夜我们十个人在火塘边被扒光、被清洗、被轮流灌种；今天，马有栓就死在门槛上。
没有人问为什么，没有人追究。
明天白天又来时，牛铃照旧响，鸡犬照旧叫，女人照旧喊孩子回家吃饭。
仿佛夜里的罪恶不过是火塘里炸开的一粒火星，亮一下，就熄了，没了。
黑土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了一个多余的人，然后把他的血酬分给了“听话”的人家。
参加祭典的四对新人，每一家男人，包括寨长杨海福，都多了一笔意外之财，多操了一个女人。
所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——除了马有栓。
而我们，收下了钱，也收下了这套规矩的全部重量。
黑土不需要我们的爱。它只需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服从，以及我们对“天谴”这个说法的默认。
我把头靠在杨山肩上。他的肩膀还在微微起伏，呼吸还没完全平下来。
远处土坯房层层叠在山坡，黑压压一片，炊烟从各家烟囱里直往上窜，在热浪里扭曲成灰蓝色的条。
寨道上有人赶着牛走过，牛铃叮叮当当。
日头最毒辣的时候，寨口老榕树上挂着的土喇叭忽然响了。
先是刺刺啦啦的电流声，接着一声长啸，一个土腔嗓门把整个寨子都盖住：“马有栓死呢——马有栓死呢——马有栓光着下半身，死在自家门槛上头呢——”
我手里的保温杯啪嗒掉在地上，滚烫的水泼了一脚。
到了下午，更多的消息传来。
“裤裆里拉了一兜子屎尿，造孽哟。”
“拿县城花钱雇野鸡顶包，糊弄山鬼，遭天谴了。”
“心术不正，连祖宗都嫌他的烂种。”
“山鬼最恨假种，横死算他便宜。”
竹篱外、寨道上、敞开的窗子里，议论声嗡嗡不断。
没有同情，没有害怕，甚至连惊讶都没有。
只有一种理所应当的快意，仿佛是一场借机剔除劣质基因的残忍狂欢。
老光棍拿县城野鸡顶包，欺骗山鬼，破坏了几百年的规矩。
他必须死。
他的死不是悲剧，是正面报道，是山鬼显灵，是祖宗有眼。
我靠在窗台边，腿心还火辣辣地肿着。
昨夜五个男人轮流把我顶到最深处，现在每走一步，穴口就牵扯一下。
马有栓死得这么巧，正好把他的钱匀给我们这些“守规矩”的人家。
我不知道该冷笑还是该恶心。
傍晚，寨长杨海福带着几个长老来了。
他换了件蓝布中山装，迈着大摇大摆的方步走进来。
身后几个老头，脸上的皱纹像干橘子皮，沟壑一条一条。
其中一个拎着个鼓鼓囊囊的老式帆布书包，提手被重量绷得笔直。
他们一进门就把堂屋占满，门槛上还站着一个进不来的。
杨海福拉开书包拉链，露出里面用橡皮筋扎得整整齐齐的百元钞票。
“杨山，雨晗。”他声音慢条斯理，脸上带着长辈的笑，“这是你们家的份子。八十万，一分不少。另外这一叠是马有栓那绝户头的额外一份。祖宗有眼，不守规矩的人，香火断绝。他的钱，就分给你们这些老实守礼的人家。两块加起来，一百出头。你们点点。”
他说话的时候，那双精光不减的老眼却一直落在我身上。
从脸往下，滑过微微敞开的领口，滑过并拢的大腿根，像能透过布料直接看见昨夜被他操得还红肿的穴口。
那眼神赤裸裸地提醒我：我记得你奶子的手感，我记得你穴肉是怎么裹我鸡巴的紧致，我记得你宫颈口被我弯钩一样的龟头撬开过。
你也该记得，我们操过，你穴里灌过我的种。
几个长老也笑得慈眉善目。
可他们的眼睛一样往下钻。
他们每个人早上都用手指检查过我，捅进去，抠出来，闻闻味道，再点头放行。
现在他们带着毫不掩饰的猥琐看着我，像在看一匹已经配完种、可以安心下崽的母马。
如果他们今天没洗手，手上可能还沾着我的体液味道。
这是一种集体共享的下流默契，我脸颊瞬间烧起来，从耳根烧到脖子根。
杨山往前一步，挡住了他们的视线。
寨长也不恼，笑呵呵地又嘱咐了两句“好好将养身子”、“多给遮寨添几个娃”，眼睛却又往我小腹扫了一下，嘴角的笑更深了。
他把书包放下，带着长老们走了。
他们的脚步声在寨道上远去，偶尔夹杂几声压低的笑，像一群刚从窑子里享乐出来的嫖客。
门关上后，杨山把沉甸甸的书包塞到我手里。
我双手接住，没想到钱居然会有重量。
杨山分红的八十万，加上马有栓死后匀出来的那份，一百多万现金。
够把省城的房贷一次性还清，还能剩几万买辆车。
这就是我们用身体换来的血酬。
我把书包放在桌上，坐到椅子上。腿心还是肿的，每动一下就提醒我昨夜的事。杨山站在我对面，没说话，只是看着我。
“马有栓真死了？”我问道。
“寨子该怎么过，还怎么过。”杨山伸手把书包拉链拉上，“祖宗的规矩，谁也逃不掉。”
我转头看他，昨夜祭堂里的画面像走马灯一样在两人眼底闪过：他把车忆湘按在青石板上猛干的样子，他射完还伏在她身上不肯拔出来的样子；我被赵大丁从后面顶得小腹鼓起时扭头看他，他正好从车忆湘身体里拔出来；徐浩明在我耳边说“对不起”时腰却越来越狠；车忆湘被寨长弯鸡巴磨得哭喊；马有栓压在庄京京身上，干瘦的身体抖得像筛糠，口水从面具缝隙往下淌……
我们谁也没有把这些话说出口，仿佛那些事从未发生过，或者只是一场被迷药和乱种酒烧得不真切的集体幻觉。
只有书包里的钞票是真的，将来不动产权证上盖“已结清”的章，也是真的。
马有栓的死，也许既不是意外，也不是什么天谴。
他只是被这套规矩挑出来、榨干、吐掉的一块甘蔗渣。
他的穷，被解释成“没本事”；他的死，被解释成“不守规矩”。
然后他的钱、他的家业、甚至他花钱买来的女人，都被干净利落地分掉、抹去、重新分配给“守规矩”的人家。
寨长领着长老来送钱，那张笑脸下面藏着的，是把一具尸体变成一笔红利的从容。
规矩就是这样：坏规矩的人死得其所，死后连骨头都不剩。
寨子该怎么过，还怎么过。
杨山的手复上来，十指和我交扣。我们对视了一眼，没有说话。
窗外，天已经黑了。
寨道上又响起牛铃声，鸡鸣狗吠，有人在拖长声音喊孩子回家吃饭。
这片土地，白天永远是这副日常光景。
可就是这片土地，昨夜我们十个人在火塘边被扒光、被清洗、被轮流灌种；今天，马有栓就死在门槛上。
没有人问为什么，没有人追究。
明天白天又来时，牛铃照旧响，鸡犬照旧叫，女人照旧喊孩子回家吃饭。
仿佛夜里的罪恶不过是火塘里炸开的一粒火星，亮一下，就熄了，没了。
黑土干净利落地处理掉了一个多余的人，然后把他的血酬分给了“听话”的人家。
参加祭典的四对新人，每一家男人，包括寨长杨海福，都多了一笔意外之财，多操了一个女人。
所有人都得到了想要的东西——除了马有栓。
而我们，收下了钱，也收下了这套规矩的全部重量。
黑土不需要我们的爱。它只需要我们的身体、我们的服从，以及我们对“天谴”这个说法的默认。
我把头靠在杨山肩上。他的肩膀还在微微起伏，呼吸还没完全平下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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