铁窗之内，十个人像沙丁鱼一样挤在这间不足二十平米的囚室里。
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，尿骚味、陈年汗臭味和廉价消毒水混合在一起，发酵出一种直冲天灵盖的恶臭。
我缩在最里面那张紧挨着厕所的床铺上，身下那张薄得能看见弹簧的褥子散发着阴冷的潮气，硬邦邦地硌得我后背生疼。
只要稍微侧过头，就能看见厕所门框上积年的黄垢，瓷砖缝里藏着黑霉，偶尔还有几只细小的蠓虫从地漏缝隙里钻出来，不知死活地绕着昏黄的灯泡打转。
上铺的床板离我的脸只有三十公分，那是一块粗糙的复合板，边缘被磕碰得毛毛糙糙，像是一张咧开的烂嘴。
板子中间有一块深褐色的圆形水渍，不知道是陈年的菜汤还是什么液体浸透了木头，像只浑浊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我就这么仰面躺着，目光涣散地聚焦在那块水渍上，脑子里像灌了铅，来来回回只转着一个荒谬的念头——我白宾，华盾的白总，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，进看守所了？
半个小时前，孙律师隔着铁栏杆见了我。
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用那种见惯了大场面的、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我：“对方被你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断了几根肋骨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医院鉴定是轻伤二级。没有谅解书的话，最少六个月起步，上不封顶。”
六个月。
这三个字像两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太阳穴上。
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黑暗并没有带来安宁，反而让思念像决堤的洪水般涌来，瞬间将我淹没。
家里的老婆女儿妹妹侄女，她们都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每天都以泪洗面。
而且等我六个月后出去的时候，公司那边会怎么样？
那是我拿命拼出来的江山啊。
刚谈下来的地铁大单子，还得重新谈判，还有那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会不会因为我这一进去，就人心惶惶，甚至被人趁虚而入？
十几年前，我还是威虎押运公司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队长。
那时候的日子，是被汗水和柴油味腌入味的。
每天天不亮，我就得把自己塞进那件闷得人透不过气的防弹背心里，手里端着沉甸甸的霰弹枪，像只被困在铁笼里的野兽，随着运钞车在城市的各个银行网点间机械地穿梭。
一个月一千八的工资，在这个房价飞涨、霓虹闪烁的年代，连养活我自己都捉襟见肘，更别提给老婆李清月一个像样的家。
也就是在那段充满柴油味和金属撞击声的灰暗日子里，我遇到了林凡。
那时的林凡刚从部队退伍，比我小了六岁，整个人像根刚出膛的标枪，精瘦，皮肤黝黑，眼角眉梢却透着一股子狠劲。
他脑子活，眼力见儿更是没得挑，每天“老班长、老班长”地喊，喊得我心里既热乎，又发虚。
出事那天是个闷热的午后，运钞车里的空调坏了，像个大蒸笼。
林凡坐在我对面，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副银光闪闪的手铐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把自己的一只手腕和装钱的箱子提手铐在了一起。
他得意洋洋地晃了晃手：“老班长，你看！这样别人绝对抢不走了，除非把我的手剁下来。”
我看得眼皮直跳，一股无名火蹭地冒了上来：“你脑子进水了？手铐是警用器械，非法持有和使用是要进局子的！赶紧给我收起来！”
林凡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老班长，瞧您吓的。这是假的，地摊上买的道具，不过挺牢固。”
说着，他另一只手摸出把钥匙，插进锁孔里一转。
“咔哒。”
锁芯转了，但铐环没开。
林凡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
他又试了一次，还是没开。
冷汗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，他有些慌乱地抬头看我：“老班长……完了，这锁……打不开了。”
我看了一眼窗外，车子马上就要进华夏银行的交接区了。
“给我！”我一把夺过钥匙，用力拽了几下那手铐。虽然是假货，但也是实心铁打的，纹丝不动。
没办法，车停稳后，林凡只能像个残废一样，单手托着沉重的钱箱，姿势怪异地挪进银行金库。
最后没办法，还是找了银行的维修工，拿液压钳硬生生把那个该死的“道具”给砸开的。
这事儿当然瞒不住。华夏银行的负责人当场就给我们经理打了电话。
那天下午，我和林凡并排站在经理办公室挨训，每人背了一个严重的处分，当月的奖金全扣。
晚上，大排档。
烟熏火燎的摊位上，林凡开了一瓶二锅头，满脸通红地给我敬酒，眼神里全是愧疚：“老班长，真对不住，连累你跟我一起受罚。”
我闷了一口酒，没说话，心里却并不怎么生气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状的无力感。
林凡突然抬起头，眼神越过嘈杂的街道，死死盯着远处那片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。
他的瞳孔里倒映着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却透着一股子野火般的狂热：
“老班长，咱们这么干一辈子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天天守着那几辆破车，看着那点死钱，命都不是自己的！”
他猛地转过头，眼里的光比烟头还要亮，那是野心，也是不甘：
“现在世道变了，有钱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怕死，怕丢东西。他们缺的不是钱，是命，是安全感！咱们要是自己干，拉个队伍，接私人保镖，包小区安保，那不比在这儿当活靶子强？”
林凡的话，像一颗带着火星的烟头，狠狠掉进了我早就干透的心原上。
那一刻，我听见了野草疯长的声音。
那时候李清月刚硕士毕业，正准备读博，家里的开销大头全靠她那点奖学金和补助撑着。
她看着我每天提心吊胆地出门，常常半夜惊醒，心里早就心疼坏了。
当我把林凡的想法告诉她时，她没犹豫，把攒了多年的积蓄全掏了出来，又厚着脸皮找岳母方翠阿姨借了一笔钱。
林凡更绝，直接把退伍费连本带利地砸了进来。
我们在城东那个鱼龙混杂的地界，租了个只有四十平米的破办公室。
墙皮脱落，夏天漏雨，但门口挂上“华盾保安公司”那块牌子时，我们俩站在风里，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气派的招牌。
创业初期的苦，是那种咽进肚子里吐不出来的涩。
头半年，公司账上的钱少得可怜。
为了省钱，我和林凡轮流跑业务。
有时候为了拿下一个老小区的安保单子，我能在物业经理门口蹲上一整天，赔着笑脸递烟倒水。
林凡那张嘴是真好使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，把那些刁钻的经理哄得团团转；而我负责练兵，把招来的那帮退伍兵练得身强体壮，动作整齐划一，眼神犀利。
客户不傻，谁的人好用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慢慢地，华盾的口碑在圈子里立住了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发生在第三年的一个雨夜。
那天我带队巡逻经过一家夜总会后门，正好撞见金老板被一帮手持砍刀的社会人堵在停车场。那场面，刀光剑影，血水混着雨水流。
我没多想，吼了一嗓子“上”，带着兄弟就冲了进去。
那是真刀真枪的干，三下五除二，把那帮混混全撂倒在泥水里，硬生生把吓得钻到车底下的金老板拖了出来。
金老板是个讲究人，那一晚之后，他不仅成了我们的大客户，把他名下几家场子的安保全给了我们，还把他那个圈子里的富商朋友全介绍给了我们。
从那以后，华盾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
我们开始洗白上岸，夜总会那种灰色产业慢慢剥离，转头攻向商场、超市、医院、银行。
我们从那个漏雨的四十平米小屋，搬到了东湖边最气派的写字楼，整整一层。
手底下的兄弟，从最初的十几人，发展到了现在的五百多人。
如今，林凡主管金融押运和大客户安保，那是公司的钱袋子；商超医院酒店的业务归我管，那是公司的基本盘。
今年马上投标的地铁安保，那可是大项目。
我白宾，用了整整十年。
从一个拿着霰弹枪、月薪一千八的押运员，变成了如今身价近千万的保安公司老板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
而在家庭方面，上天待我不薄。
我的老婆李清月，今年三十七岁，正是女人最有韵味的时候。
她身材丰腴饱满，该凸的凸该翘的翘，穿上白大褂的时候端庄知性，脱下白大褂回到家，换上那件薄薄的丝绸睡裙，胸前那对饱满的乳房把衣料撑得鼓鼓囊囊的，走起路来微微颤颤，看得我心痒难耐。
她现在是安抚医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，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美女医生，门诊挂她的号都要排到下个月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保养得极好，皮肤依然白皙细嫩，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，比她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年轻好几岁。
唯一的变化大概就是她眼神里的那股气质——以前是青涩的、带着一丝学生气的单纯，现在则多了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从容和知性美。
我们的女儿白凰雪，今年十四岁，在市实验中学读初二。
那丫头简直就是老天爷偏心眼儿的杰作——完全继承了她妈妈的漂亮基因，小小年纪就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。
她留着一头黑长直的秀发，发质好得可以去拍洗发水广告，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校花，每次我去开家长会，都能听到别的家长在那儿议论“那谁谁家的姑娘长得真俊”。
她那双眼睛随了她妈，水灵灵的，深得仿佛能把人吸进去，五官精致得像瓷娃娃一样，站在那里不说话的时候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冷艳的气质，跟她妈年轻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大概是长得太漂亮了，从小到大追她的小男生能从教室排到校门口。
刚上初一那会儿，这丫头进入了叛逆期，凡事都想跟我们对着干，我跟她妈说什么她都顶嘴，甚至还策划过和同桌一起离家出走。
当时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准备把她关在家里狠狠毒打一顿，可看着她那倔强又委屈的小脸，最终心疼战胜了愤怒，高高举起的手还是没舍得落下。
没想到升了初二，暑假过完之后，这丫头好像一夜之间就懂事了，不再跟我们顶嘴了，回到家也会主动写作业了，甚至还跟我说“爸爸你别担心我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”
那一刻，我背过身去，眼眶酸涩得差点没绷住掉下眼泪。我的女儿，真的长大了。
可是现在，我自己却进了看守所。
我望着上铺那张硬邦邦的床板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。
被子上的那股味道呛得我直皱眉头，但更让我难受的是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闷感。
十年打拼，从一无所有到身家近千万，我白宾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，可以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了。
结果一失足，就有可能成千古恨。
我看着斜对面的墙壁。
墙上有人用指甲刻了字，歪歪扭扭的，看不太清，大概是什么人的名字和进来的日期。
看守所就是这样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进来的出去的，一茬一茬，墙上的刻痕层层叠叠。
同仓室里其他人都在午睡，或者假装在午睡。
我左手边的铺位上睡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因为打架斗殴进来的，头发染成亚麻色，睡着的时候嘴巴微张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右手边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来的，头发花白，面容和善，睡姿规规矩矩两手交叠放在胸前，像个退休教师。
谁都能睡着，但是我可睡不着。
空气粘稠得令人窒息，尿骚味、陈年汗臭味和廉价消毒水混合在一起，发酵出一种直冲天灵盖的恶臭。
我缩在最里面那张紧挨着厕所的床铺上，身下那张薄得能看见弹簧的褥子散发着阴冷的潮气，硬邦邦地硌得我后背生疼。
只要稍微侧过头，就能看见厕所门框上积年的黄垢，瓷砖缝里藏着黑霉，偶尔还有几只细小的蠓虫从地漏缝隙里钻出来，不知死活地绕着昏黄的灯泡打转。
上铺的床板离我的脸只有三十公分，那是一块粗糙的复合板，边缘被磕碰得毛毛糙糙，像是一张咧开的烂嘴。
板子中间有一块深褐色的圆形水渍，不知道是陈年的菜汤还是什么液体浸透了木头，像只浑浊的眼睛，死死地盯着我。
我就这么仰面躺着，目光涣散地聚焦在那块水渍上，脑子里像灌了铅，来来回回只转着一个荒谬的念头——我白宾，华盾的白总，怎么就混到这步田地，进看守所了？
半个小时前，孙律师隔着铁栏杆见了我。
他推了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，用那种见惯了大场面的、公事公办的口吻告诉我：“对方被你从楼梯上推下去，断了几根肋骨，还有轻微脑震荡，医院鉴定是轻伤二级。没有谅解书的话，最少六个月起步，上不封顶。”
六个月。
这三个字像两记重锤，狠狠砸在我的太阳穴上。
我痛苦地闭上了眼睛，黑暗并没有带来安宁，反而让思念像决堤的洪水般涌来，瞬间将我淹没。
家里的老婆女儿妹妹侄女，她们都怎么样了？是不是每天都以泪洗面。
而且等我六个月后出去的时候，公司那边会怎么样？
那是我拿命拼出来的江山啊。
刚谈下来的地铁大单子，还得重新谈判，还有那帮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，会不会因为我这一进去，就人心惶惶，甚至被人趁虚而入？
十几年前，我还是威虎押运公司里一个不起眼的小队长。
那时候的日子，是被汗水和柴油味腌入味的。
每天天不亮，我就得把自己塞进那件闷得人透不过气的防弹背心里，手里端着沉甸甸的霰弹枪，像只被困在铁笼里的野兽，随着运钞车在城市的各个银行网点间机械地穿梭。
一个月一千八的工资，在这个房价飞涨、霓虹闪烁的年代，连养活我自己都捉襟见肘，更别提给老婆李清月一个像样的家。
也就是在那段充满柴油味和金属撞击声的灰暗日子里，我遇到了林凡。
那时的林凡刚从部队退伍，比我小了六岁，整个人像根刚出膛的标枪，精瘦，皮肤黝黑，眼角眉梢却透着一股子狠劲。
他脑子活，眼力见儿更是没得挑，每天“老班长、老班长”地喊，喊得我心里既热乎，又发虚。
出事那天是个闷热的午后，运钞车里的空调坏了，像个大蒸笼。
林凡坐在我对面，突然从兜里掏出一副银光闪闪的手铐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把自己的一只手腕和装钱的箱子提手铐在了一起。
他得意洋洋地晃了晃手：“老班长，你看！这样别人绝对抢不走了，除非把我的手剁下来。”
我看得眼皮直跳，一股无名火蹭地冒了上来：“你脑子进水了？手铐是警用器械，非法持有和使用是要进局子的！赶紧给我收起来！”
林凡嬉皮笑脸地凑过来，压低声音：“老班长，瞧您吓的。这是假的，地摊上买的道具，不过挺牢固。”
说着，他另一只手摸出把钥匙，插进锁孔里一转。
“咔哒。”
锁芯转了，但铐环没开。
林凡脸上的笑容僵住了。
他又试了一次，还是没开。
冷汗顺着他的额头流了下来，他有些慌乱地抬头看我：“老班长……完了，这锁……打不开了。”
我看了一眼窗外，车子马上就要进华夏银行的交接区了。
“给我！”我一把夺过钥匙，用力拽了几下那手铐。虽然是假货，但也是实心铁打的，纹丝不动。
没办法，车停稳后，林凡只能像个残废一样，单手托着沉重的钱箱，姿势怪异地挪进银行金库。
最后没办法，还是找了银行的维修工，拿液压钳硬生生把那个该死的“道具”给砸开的。
这事儿当然瞒不住。华夏银行的负责人当场就给我们经理打了电话。
那天下午，我和林凡并排站在经理办公室挨训，每人背了一个严重的处分，当月的奖金全扣。
晚上，大排档。
烟熏火燎的摊位上，林凡开了一瓶二锅头，满脸通红地给我敬酒，眼神里全是愧疚：“老班长，真对不住，连累你跟我一起受罚。”
我闷了一口酒，没说话，心里却并不怎么生气，更多的是一种对现状的无力感。
林凡突然抬起头，眼神越过嘈杂的街道，死死盯着远处那片灯火辉煌的高楼大厦。
他的瞳孔里倒映着那些光怪陆离的霓虹，声音有些沙哑，却透着一股子野火般的狂热：
“老班长，咱们这么干一辈子，能有什么出息？天天守着那几辆破车，看着那点死钱，命都不是自己的！”
他猛地转过头，眼里的光比烟头还要亮，那是野心，也是不甘：
“现在世道变了，有钱人越来越多，他们怕死，怕丢东西。他们缺的不是钱，是命，是安全感！咱们要是自己干，拉个队伍，接私人保镖，包小区安保，那不比在这儿当活靶子强？”
林凡的话，像一颗带着火星的烟头，狠狠掉进了我早就干透的心原上。
那一刻，我听见了野草疯长的声音。
那时候李清月刚硕士毕业，正准备读博，家里的开销大头全靠她那点奖学金和补助撑着。
她看着我每天提心吊胆地出门，常常半夜惊醒，心里早就心疼坏了。
当我把林凡的想法告诉她时，她没犹豫，把攒了多年的积蓄全掏了出来，又厚着脸皮找岳母方翠阿姨借了一笔钱。
林凡更绝，直接把退伍费连本带利地砸了进来。
我们在城东那个鱼龙混杂的地界，租了个只有四十平米的破办公室。
墙皮脱落，夏天漏雨，但门口挂上“华盾保安公司”那块牌子时，我们俩站在风里，觉得那是世界上最气派的招牌。
创业初期的苦，是那种咽进肚子里吐不出来的涩。
头半年，公司账上的钱少得可怜。
为了省钱，我和林凡轮流跑业务。
有时候为了拿下一个老小区的安保单子，我能在物业经理门口蹲上一整天，赔着笑脸递烟倒水。
林凡那张嘴是真好使，能把死的说成活的，把那些刁钻的经理哄得团团转；而我负责练兵，把招来的那帮退伍兵练得身强体壮，动作整齐划一，眼神犀利。
客户不傻，谁的人好用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慢慢地，华盾的口碑在圈子里立住了。
真正的转折点，发生在第三年的一个雨夜。
那天我带队巡逻经过一家夜总会后门，正好撞见金老板被一帮手持砍刀的社会人堵在停车场。那场面，刀光剑影，血水混着雨水流。
我没多想，吼了一嗓子“上”，带着兄弟就冲了进去。
那是真刀真枪的干，三下五除二，把那帮混混全撂倒在泥水里，硬生生把吓得钻到车底下的金老板拖了出来。
金老板是个讲究人，那一晚之后，他不仅成了我们的大客户，把他名下几家场子的安保全给了我们，还把他那个圈子里的富商朋友全介绍给了我们。
从那以后，华盾就像滚雪球一样，越滚越大。
我们开始洗白上岸，夜总会那种灰色产业慢慢剥离，转头攻向商场、超市、医院、银行。
我们从那个漏雨的四十平米小屋，搬到了东湖边最气派的写字楼，整整一层。
手底下的兄弟，从最初的十几人，发展到了现在的五百多人。
如今，林凡主管金融押运和大客户安保，那是公司的钱袋子；商超医院酒店的业务归我管，那是公司的基本盘。
今年马上投标的地铁安保，那可是大项目。
我白宾，用了整整十年。
从一个拿着霰弹枪、月薪一千八的押运员，变成了如今身价近千万的保安公司老板。在这座城市里，我也算是个有头有脸的人物了。
而在家庭方面，上天待我不薄。
我的老婆李清月，今年三十七岁，正是女人最有韵味的时候。
她身材丰腴饱满，该凸的凸该翘的翘，穿上白大褂的时候端庄知性，脱下白大褂回到家，换上那件薄薄的丝绸睡裙，胸前那对饱满的乳房把衣料撑得鼓鼓囊囊的，走起路来微微颤颤，看得我心痒难耐。
她现在是安抚医院心理科的主任医师，在医院里是出了名的美女医生，门诊挂她的号都要排到下个月。
这么多年过去了，她保养得极好，皮肤依然白皙细嫩，脸上几乎看不到什么皱纹，比她实际年龄看起来要年轻好几岁。
唯一的变化大概就是她眼神里的那股气质——以前是青涩的、带着一丝学生气的单纯，现在则多了一种成熟女性特有的从容和知性美。
我们的女儿白凰雪，今年十四岁，在市实验中学读初二。
那丫头简直就是老天爷偏心眼儿的杰作——完全继承了她妈妈的漂亮基因，小小年纪就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。
她留着一头黑长直的秀发，发质好得可以去拍洗发水广告，在学校里是出了名的校花，每次我去开家长会，都能听到别的家长在那儿议论“那谁谁家的姑娘长得真俊”。
她那双眼睛随了她妈，水灵灵的，深得仿佛能把人吸进去，五官精致得像瓷娃娃一样，站在那里不说话的时候，浑身上下透着一股冷艳的气质，跟她妈年轻时候简直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
大概是长得太漂亮了，从小到大追她的小男生能从教室排到校门口。
刚上初一那会儿，这丫头进入了叛逆期，凡事都想跟我们对着干，我跟她妈说什么她都顶嘴，甚至还策划过和同桌一起离家出走。
当时我气得浑身发抖，准备把她关在家里狠狠毒打一顿，可看着她那倔强又委屈的小脸，最终心疼战胜了愤怒，高高举起的手还是没舍得落下。
没想到升了初二，暑假过完之后，这丫头好像一夜之间就懂事了，不再跟我们顶嘴了，回到家也会主动写作业了，甚至还跟我说“爸爸你别担心我，我会保护好自己的。”
那一刻，我背过身去，眼眶酸涩得差点没绷住掉下眼泪。我的女儿，真的长大了。
可是现在，我自己却进了看守所。
我望着上铺那张硬邦邦的床板，长长地吐出一口浊气。
被子上的那股味道呛得我直皱眉头，但更让我难受的是心里那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憋闷感。
十年打拼，从一无所有到身家近千万，我白宾以为自己终于可以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了，可以给家人一个安稳的生活了。
结果一失足，就有可能成千古恨。
我看着斜对面的墙壁。
墙上有人用指甲刻了字，歪歪扭扭的，看不太清，大概是什么人的名字和进来的日期。
看守所就是这样，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，进来的出去的，一茬一茬，墙上的刻痕层层叠叠。
同仓室里其他人都在午睡，或者假装在午睡。
我左手边的铺位上睡着一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，因为打架斗殴进来的，头发染成亚麻色，睡着的时候嘴巴微张，发出均匀的鼾声。
右手边是个五十来岁的老头，因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进来的，头发花白，面容和善，睡姿规规矩矩两手交叠放在胸前，像个退休教师。
谁都能睡着，但是我可睡不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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