二〇〇一年,九月。
那是中四开学的第一天。
香港的九月热得像蒸笼,教室里的冷气机坏了三天还没修好,五十几个学生挤在三十多度的闷热里,衬衫领口都被汗浸得发软。
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嘎吱嘎地转着,搅动的全是热风。
有人在用练习本当扇子,有人趴在桌上装死,有人在小声抱怨学校太抠门。
陈楚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。
这是他刻意选的——最后一排意味着没有人会从背后拍他肩膀,靠墙意味着只有一边需要应对。
十六岁的他已经学会了这些,像一个被迫提早入行的学徒,把躲避人群变成了一门必修课。
他比同龄人高出一截,肩膀已经初具成年男人的宽度,但因为抽条太快,整个人显得清瘦。
校服衬衫扣到第二颗,袖口的钮扣规规矩矩地系着,和周围那些卷袖子敞领口的男生格格不入。
他的五官在同龄人中过于分明了些——眉骨突出,鼻梁挺直,下颌已经有了棱角——但那双眼睛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。
十六岁的少年,眼睛里不该有那种沉沉的、被压着的东西。
他的同桌换了三次,每一个都因为“江少太闷”而找老师调了位,现在那张桌子只放着他的书包,没有人坐。
班主任Miss周站在讲台上点名。
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,烫着八十年代流行的短卷发,说话中气十足,骂起人来整条走廊都能听见。
她一个一个地念名字,底下稀稀拉拉地应着“到”。
陈楚江把目光放在窗外。
操场上的凤凰花开得正盛,红彤彤的一大片,像是要把整棵树都烧着了。
九月的阳光砸在花瓣上,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红。
“杨贞楠。”
没有人应。
“杨贞楠!”Miss周提高了音量,抬起头扫视教室。
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秒,然后门被从外面推开了。
陈楚江转过头,看见一个女生站在门口。
她穿着校服,但校服在她身上像是被人临时借来的——衬衫最上面两颗钮扣敞着,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背心边角,领口的扣线有一小截脱了线。
裙子比其他女生短了一截,大概是自己改过的,裤腰别着一个银色的钥匙扣,挂了一只很小的玩具熊。
脚上是一双磨得起了毛边的黑色皮鞋,鞋带的系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
头发扎成马尾,但扎得很松,几缕碎发搭在脸颊旁边。
她大概是跑着来的,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,胸口还在微微起伏,但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一个迟到的学生——既没有害怕,也没有不好意思,反而带着一种“我来了,你们可以开始了”的理直气壮。
陈楚江见过很多种迟到。
有人点头哈腰地道歉,有人红着脸溜到座位上,有人编借口说巴士脱班。
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——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,好像迟到不是错误,只是她选择的一种入场方式。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火气,“第一日就迟到,你暑假放得太舒服系咪?”
“巴士脱班。”杨贞楠说。
“巴士脱班唔识早啲出门?”
“我早咗半粒钟出门,结果巴士早到咗,我上唔到。下一班迟咗二十分钟。”她语气认真得让人分不清是解释还是在抬杠。
全班哄堂大笑。
连Miss周都愣了一秒,嘴唇动了动,像是在忍住一个不该在学生面前露出的笑意。
她大概教了二十几年书,见惯了各种迟到借口,但“巴士早到所以我迟了”这种逻辑,大概是第一次听到。
“入去坐好!”Miss周厉声道,但语气已经没那么凶了。
杨贞楠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,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的。
她走过陈楚江那排座位的时候,带起了一阵极细微的风。
他闻到了一种味道——不是香水,不是洗发水,而是一种很淡的洗衣粉味,是那种最便宜的劳工牌洗衣粉,混着九月阳光晒在棉布上的气息。
她经过他旁边的时候,他闻到了。
十六岁的陈楚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,但他后来在英国的宿舍里、在伦敦的雨夜里、在凌晨三点的机舱里,反复回忆起这个瞬间,终于找到了一句能配得上的话——她闻起来像一个有温度的家。
她在他前面两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她坐下来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——不是端端正正地双手叠在桌上,而是靠在椅背上,一条腿翘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,手指在桌面轻轻敲着。
Miss周继续点名,她假装在听,但陈楚江看到她偷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包软糖,趁Miss周转身写黑板的时候,迅速拆开塞了一颗进嘴里,腮帮子鼓鼓的,像一只偷吃了花生的仓鼠。
他不知道自己盯着她看了多久。
大概很长,长到旁边的男生推了他一下,说“喂江少你望咩”。
他收回目光,低头看着自己的课本,什么都没说。
但那一整节课他都没有翻页。
那天放学后,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。
他站在校门口的榕树下,假装等人。
等了很久,久到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
然后她出来了,和两个女生一起走着,手里拿着一个雪糕,边走边舔,笑声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
她舔雪糕的样子很用力,一点都不淑女,鼻尖上沾了一小坨奶油也没发现。
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,像两道墨色的月牙。
她经过榕树下的时候,离他只有两米。
他没有出声,只是站在那里,闻着空气中残留的洗衣粉味和雪糕的甜香,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又重又快。
陈楚江十六岁,那是他第一次知道,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
不是书上写的那些风花雪月,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些轰轰烈烈。
是你看到一个人走进教室,世界的其他部分就自动虚化了。
是你假装看窗外,其实借着玻璃的反光看着她的侧脸。
是你把她的迟到借口记在心里,觉得好笑,又觉得可爱。
是你记住她鼻尖上沾了一小坨白色的奶油,而她浑然不觉,还在和朋友哈哈大笑。
新学期第二周,Miss周在班会上宣布要选班长。
“有冇人自愿?”
全班沉默。选班长这种事,在任何一个班级都是这样——老师问三遍,底下鸦雀无声。谁都不想揽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。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直接点名。
被点到名的女生正在课本上画公仔,听到自己的名字,抬起头,一脸莫名其妙:“吓?”
“你做班长。”
“我先唔做,”她把笔往桌上一丢,“好麻烦。”
全班又笑了。
Miss周的脸黑了,但杨贞楠的表情完全不像在顶嘴。
她只是陈述了一个她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——班长很麻烦,所以我不做。
语气平淡,像是在说“今日好热”或者“叉烧饭好食”。
好像这个世界的规矩在她眼里从来都不是必须遵守的,她有自己的规矩,而她的规矩里没有“老师说就要做”这一条。
陈楚江看着她,嘴角动了一下。
不是笑,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、极其细微的弧度。
那个弧度太轻了,轻到如果他自己照镜子,可能都看不出来。
但他感觉到胸口的某个位置轻轻地震了一下,像琴弦被拨动之后嗡嗡作响的余韵。
他被这句“好麻烦”撞了一下心脏,余韵持续了整整八年开始。
十月初,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。
陈楚江考得不错,全班前五。
他对成绩没有什么执念,只是觉得既然花了时间,就不应该浪费。
从小到大,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、一个人写完作业、一个人把考卷收进抽屉里。
没有人会帮他检查功课,也没有人会夸他考得好。
他父亲只会在他每次要钱的时候给钱,然后说一句“唔好搞事”。
后来他也习惯了——考第一和考倒数第一,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。
发考卷那天,语文老师点名表扬了几个人,其中就有他。
他低着头接过考卷,没有看任何人。
下课后,杨贞楠经过他座位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。
他吓了一跳,本能地把考卷翻了个面,以为她要嘲笑他的成绩——虽然他不觉得考得好有什么好嘲笑的,但在这个班里,成绩好和“古惑仔个仔”这两件事拼在一起,只会变成别人嘴里更难听的闲话。
“喂,”她歪头看着他,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。”
陈楚江愣住了。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在过去的十六年里,他学会了怎么在父亲的马仔面前保持沉默,学会了怎么在警察上门时面无表情,学会了怎么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中假装听不到。
但没有人教过他——当一个女孩子夸你作文写得好时,你应该说什么。
“随便写写。”他说。
“随便写都咁好,认真写咪得奖?”她笑着拍了拍他的桌角,走了。
陈楚江低头看着自己的作文本。
那是一篇关于“家”的命题作文,他写的是母亲。
写她唱歌的样子,写她最后一次握他的手,写她临终前说“你要做一个好人”。
他把这些写在了作文里,因为他不知道该对谁说。
老师在上面用红笔批了一行字——“真挚动人”,旁边画了一颗小星星。
刚才她把卷子发回来的时候,他没有来得及看。
然后杨贞楠走过来,说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”。
他忽然觉得有点透不过气——像胸口被人轻轻按了一下,不疼,但有感觉。
她把他的伤口夸了一遍。她不知道那是伤口。他也不会告诉她。
十月中旬,学校搞大扫除。
每班分配一片区域,陈楚江被分去擦走廊的玻璃窗。
他擦得很认真,抹布拧得半干,沿着窗框一点一点地抹,不留一点水渍。
旁边有几个男生拿着扫把在打闹,扫帚柄敲在彼此背上发出啪啪的闷响,闹得走廊鸡飞狗跳。
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地擦窗。
杨贞楠负责扫地。
她扫地的姿势和擦窗的男生们完全不同——扫把在她手里像一个临时征用的道具,她拖着扫把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,一边扫一边哼歌。
陈楚江听不清楚她哼的是什么,只隐约辨认出旋律——好像是收音机里常播的流行曲,陈慧琳的《花花宇宙》。
她哼到副歌的时候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,结果被Miss周从楼下喊了一句“杨贞楠你系扫地定系唱歌”。
她翻了个白眼,把音量调到只有自己能听到,但动作完全没收敛——扫把在她手里转了个圈,差点打到旁边的同学。
然后她扫到他面前。
他正在擦窗户的最上面那格,踮着脚,手指攥着抹布的一角。
她扫过他脚下的时候,扫帚的毛擦过他的鞋面,她停下来,抬眼看着他。
“哗,”她说,“你擦窗擦到好似打紧仗咁认真。”
他从窗户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她的脸。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。
她的眼睛很亮,带着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、让人想跟着她一起笑的光芒。
她的鼻尖上还有一小块灰——大概是自己扫地时蹭到的,黑黑的一小团,像是某种顽皮的印记。
“擦窗要干净。”他说。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用光了这辈子所有的语言能力才说出了这三个字。
杨贞楠歪头想了想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,抽出一张,踮起脚,在他刚擦过的玻璃上按了一下。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指纹。
“而家唔干净啦,”她说,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孩,“你继续擦啦,我扫地先。”
然后她拖着扫把走了,继续哼她的歌,马尾在走廊尽头的夕阳里一晃一晃的。
陈楚江拿着抹布,看着那个指纹,犹豫了很久。
最后他悄悄把那个指纹留了下来,只擦了周围的部分。
直到大扫除结束,检查卫生的学生会干部来了,他才不得不把它擦掉。
抹布擦过玻璃的时候,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、闷闷的感觉。
像你把一朵花夹进书里,然后有人把书合上了。
十一月,学校运动会。
这是全年最热闹的一天,操场上插满了彩旗,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进行曲和各班交上来的打气口号。
男生女生都换上了运动服,按照班级分组坐在看台上。
有人在跑道上热身,有人在沙坑旁边拉伸,有人在喊“加油”。
操场旁边的篮球场上,几个高年级男生正在打半场热身赛,球鞋摩擦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吱嘎声。
陈楚江报了一千五百米。
这是他唯一报名参加的项目——是老师帮他报的,说“你跑得快,唔跑浪费”。
他其实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跑步,但他更不喜欢被老师念叨。
所以他站在起跑线上,穿着白色运动服,和其他选手一起弯腰准备。
阳光把他汗湿的额头照得发亮,他的呼吸很稳,心跳也不快——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,比打架轻松多了。
发令枪响了。
他跑得很稳,一直保持在第二集团的前列,呼吸均匀,步幅恒定。
周围是呼啸的风声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,但他什么都听不到。
他一直是这样——跑步的时候,世界会变得很安静。
母亲的歌声、父亲的沉默、同学们的闲言碎语,所有的声音都会被风冲散。
这是他一天里唯一什么都不用想的时刻。
最后一圈。
他超过了前面那个人,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喊“第三名中四C班陈楚江”。
他弯着腰喘气,汗水从发梢滴落在跑道上,在赭红色的塑胶地面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。
他直起腰,往自己班级的看台走去,路过一群女生时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“哗你都几跑得㗎,陈楚江!”
他抬起头。
杨贞楠站在看台边上,手里举着半瓶矿泉水,朝他挥了挥手。
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,把她的马尾照得发亮,让她整个人像是一个自带光源的人。
她的运动服比其他女生的都皱,袖子卷到手肘,领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小块巧克力的污渍。
但她笑得很灿烂,那种灿烂和运动会的阳光是同一款——毫不遮掩,肆无忌惮,直接砸在你身上,让你无处可躲。
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,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敢跟她说话,从来不敢坐在她旁边,从来不敢在她经过的时候抬起头。
不是因为他不想——是因为如果离得太近,被她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看一眼,他就会像被太阳直射的雪人一样,整个人融化掉,什么都不剩。
他朝她点了点头,走过去。
她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递给他——“饮啖水啦,你成块面红晒。”他接过来喝了一口,不知道那瓶水是她喝过的。
知道之后,他差点呛到,但她已经转身跑去给另一个同学加油了。
他把瓶盖拧紧,握着那个瓶子站了很久。
矿泉水是普通的Bonaqua,街边便利店三蚊一支的那种,但他觉得那是他喝过最甜的水。
后来他把那个空瓶子带回了家。
放在床头柜上,放了一个星期,直到佣人打扫时当成垃圾扔掉了。
他回来发现瓶子不见了,在垃圾桶里翻了很久,没找到。
那天晚上他没有吃晚饭。
十二月,圣诞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课。
学校里到处都挂上了彩灯和圣诞装饰,走廊里放了一棵塑胶圣诞树,树上挂满了金色和红色的彩球,树顶的星星歪歪扭扭地斜着。
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圣诞老人,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“Merry Christmas”。
Miss周难得地没有骂人,还笑着在圣诞老人旁边加了一撇胡子。
陈楚江在那天做了一件他准备了很久的事。
他在家里写了一个信封。
信封里装着一张圣诞卡和一封很短的信,信纸是他从父亲书房里拿的,白色,很薄,抬头是“杨贞楠同学”。
他写了改,改了撕,撕了重写,反反复复弄了七八遍。
最后留下来的信很短,只有几行字——“圣诞快乐。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。希望你以后每一日都开心。”落款是“陈楚江”。
没有“江少”,没有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只有他的名字。
他想告诉她,她是他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。
但十六岁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句话,于是他只是写了“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”。
对他来说,这已经是最大胆的告白了。
他把信封夹在一本她借给班上的参考书里。
那本参考书是数学科的,杨贞楠买了之后就扔在教室后面的公共书架上,说“随便睇”。
陈楚江是唯一一个真的去翻过那本书的人。
他打算放学后趁人少的时候,把书还给她,说“呢本书几好用,多谢你”。
很简单的一句话,他在脑子里排练了十几遍,连语气和停顿都设计好了。
放学铃响了。
他拿着那本参考书站在教室后门,手心全是汗。
他看到了她——她在走廊尽头和同学聊天,手里拎着书包,马尾在夕阳下晃晃悠悠的。
她好像在说放假要去哪里玩,语气兴奋得像一只准备飞出笼子的鸟。
她的笑声隔着整条走廊都能听见,清脆,爽朗,完全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看她。
他握着那本书,站了很久。
走廊里的人渐渐少了,从熙熙攘攘变成稀稀落落,最后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是一个赶着去锁门的校工。
他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因为他忽然想到——她是那么自由,那么明亮,那么像一团永远熄不灭的火。
而他是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他身边充满了危险、仇恨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。
他不应该把她拖进这个黑暗的世界。
她值得一个干净的人,一份干净的生活,一个和她一样明亮的未来。
这些他都没有。
他把那本书放回了书架上。
信还在里面。
他想着——也许某一天,她会无意间翻到这本书,看到这张卡,读到这封信。
也许她会知道,有人在某年某月某日,偷偷喜欢过她。
但那个“某一天”一直没有来。
那本参考书后来被图书馆管理员当成废书清理掉了。而那封信,永远没有送到她手上。
学期末的倒数第二天,中四上学期即将结束。
陈楚江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看着操场。
杨贞楠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,手里拿着一叠班务文件,大概是Miss周叫她帮忙送去教务处的。
她走在走廊上,没有注意到他。
这是这学期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她在走廊中间停下来,弯腰系了一下鞋带,然后站起来继续往前走,马尾甩了个弧度,头也没回。
他看着她走远的背影,在心里说了一句话。
那句话他在心里藏了整整一个学期,没有对任何人说过,谁都不知道。
他看着她的马尾在午后的阳光里一晃一晃的,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——
“我会记得你。”
他转身走回教室。走廊很长,他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得又细又薄。
他不知道的是,八年后他会在尖沙咀一间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她。
她会画着浓妆、穿着短裙,笑嘻嘻地朝他走过来,说“陈楚江,好耐冇见”。
他会看着她,心脏跳得和十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他会拉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,替她斟满一杯茶。
然后他会用八年前没敢说出口的语气,对她说——
“你变咗。”
而她会歪头看着他,笑得像个一如既往的“不良少女”。
“边方面?”
“以前你唔会化妆。”
“以前系以前,”她会从手袋里掏出那支暗红色口红,对着车窗玻璃的倒影,慢条斯理地补一下唇色,然后歪头看着他,笑得张扬又好看,“人会长大嘅嘛。”
他会靠在真皮座椅上,看着她的侧脸,心里想——
你知不知道,我已经等了你八年。
—— 完 ——
那是中四开学的第一天。
香港的九月热得像蒸笼,教室里的冷气机坏了三天还没修好,五十几个学生挤在三十多度的闷热里,衬衫领口都被汗浸得发软。
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嘎吱嘎地转着,搅动的全是热风。
有人在用练习本当扇子,有人趴在桌上装死,有人在小声抱怨学校太抠门。
陈楚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。
这是他刻意选的——最后一排意味着没有人会从背后拍他肩膀,靠墙意味着只有一边需要应对。
十六岁的他已经学会了这些,像一个被迫提早入行的学徒,把躲避人群变成了一门必修课。
他比同龄人高出一截,肩膀已经初具成年男人的宽度,但因为抽条太快,整个人显得清瘦。
校服衬衫扣到第二颗,袖口的钮扣规规矩矩地系着,和周围那些卷袖子敞领口的男生格格不入。
他的五官在同龄人中过于分明了些——眉骨突出,鼻梁挺直,下颌已经有了棱角——但那双眼睛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。
十六岁的少年,眼睛里不该有那种沉沉的、被压着的东西。
他的同桌换了三次,每一个都因为“江少太闷”而找老师调了位,现在那张桌子只放着他的书包,没有人坐。
班主任Miss周站在讲台上点名。
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,烫着八十年代流行的短卷发,说话中气十足,骂起人来整条走廊都能听见。
她一个一个地念名字,底下稀稀拉拉地应着“到”。
陈楚江把目光放在窗外。
操场上的凤凰花开得正盛,红彤彤的一大片,像是要把整棵树都烧着了。
九月的阳光砸在花瓣上,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红。
“杨贞楠。”
没有人应。
“杨贞楠!”Miss周提高了音量,抬起头扫视教室。
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秒,然后门被从外面推开了。
陈楚江转过头,看见一个女生站在门口。
她穿着校服,但校服在她身上像是被人临时借来的——衬衫最上面两颗钮扣敞着,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背心边角,领口的扣线有一小截脱了线。
裙子比其他女生短了一截,大概是自己改过的,裤腰别着一个银色的钥匙扣,挂了一只很小的玩具熊。
脚上是一双磨得起了毛边的黑色皮鞋,鞋带的系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
头发扎成马尾,但扎得很松,几缕碎发搭在脸颊旁边。
她大概是跑着来的,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,胸口还在微微起伏,但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一个迟到的学生——既没有害怕,也没有不好意思,反而带着一种“我来了,你们可以开始了”的理直气壮。
陈楚江见过很多种迟到。
有人点头哈腰地道歉,有人红着脸溜到座位上,有人编借口说巴士脱班。
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——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,好像迟到不是错误,只是她选择的一种入场方式。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火气,“第一日就迟到,你暑假放得太舒服系咪?”
“巴士脱班。”杨贞楠说。
“巴士脱班唔识早啲出门?”
“我早咗半粒钟出门,结果巴士早到咗,我上唔到。下一班迟咗二十分钟。”她语气认真得让人分不清是解释还是在抬杠。
全班哄堂大笑。
连Miss周都愣了一秒,嘴唇动了动,像是在忍住一个不该在学生面前露出的笑意。
她大概教了二十几年书,见惯了各种迟到借口,但“巴士早到所以我迟了”这种逻辑,大概是第一次听到。
“入去坐好!”Miss周厉声道,但语气已经没那么凶了。
杨贞楠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,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的。
她走过陈楚江那排座位的时候,带起了一阵极细微的风。
他闻到了一种味道——不是香水,不是洗发水,而是一种很淡的洗衣粉味,是那种最便宜的劳工牌洗衣粉,混着九月阳光晒在棉布上的气息。
她经过他旁边的时候,他闻到了。
十六岁的陈楚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,但他后来在英国的宿舍里、在伦敦的雨夜里、在凌晨三点的机舱里,反复回忆起这个瞬间,终于找到了一句能配得上的话——她闻起来像一个有温度的家。
她在他前面两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她坐下来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——不是端端正正地双手叠在桌上,而是靠在椅背上,一条腿翘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,手指在桌面轻轻敲着。
Miss周继续点名,她假装在听,但陈楚江看到她偷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包软糖,趁Miss周转身写黑板的时候,迅速拆开塞了一颗进嘴里,腮帮子鼓鼓的,像一只偷吃了花生的仓鼠。
他不知道自己盯着她看了多久。
大概很长,长到旁边的男生推了他一下,说“喂江少你望咩”。
他收回目光,低头看着自己的课本,什么都没说。
但那一整节课他都没有翻页。
那天放学后,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。
他站在校门口的榕树下,假装等人。
等了很久,久到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
然后她出来了,和两个女生一起走着,手里拿着一个雪糕,边走边舔,笑声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
她舔雪糕的样子很用力,一点都不淑女,鼻尖上沾了一小坨奶油也没发现。
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,像两道墨色的月牙。
她经过榕树下的时候,离他只有两米。
他没有出声,只是站在那里,闻着空气中残留的洗衣粉味和雪糕的甜香,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又重又快。
陈楚江十六岁,那是他第一次知道,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
不是书上写的那些风花雪月,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些轰轰烈烈。
是你看到一个人走进教室,世界的其他部分就自动虚化了。
是你假装看窗外,其实借着玻璃的反光看着她的侧脸。
是你把她的迟到借口记在心里,觉得好笑,又觉得可爱。
是你记住她鼻尖上沾了一小坨白色的奶油,而她浑然不觉,还在和朋友哈哈大笑。
新学期第二周,Miss周在班会上宣布要选班长。
“有冇人自愿?”
全班沉默。选班长这种事,在任何一个班级都是这样——老师问三遍,底下鸦雀无声。谁都不想揽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。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直接点名。
被点到名的女生正在课本上画公仔,听到自己的名字,抬起头,一脸莫名其妙:“吓?”
“你做班长。”
“我先唔做,”她把笔往桌上一丢,“好麻烦。”
全班又笑了。
Miss周的脸黑了,但杨贞楠的表情完全不像在顶嘴。
她只是陈述了一个她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——班长很麻烦,所以我不做。
语气平淡,像是在说“今日好热”或者“叉烧饭好食”。
好像这个世界的规矩在她眼里从来都不是必须遵守的,她有自己的规矩,而她的规矩里没有“老师说就要做”这一条。
陈楚江看着她,嘴角动了一下。
不是笑,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、极其细微的弧度。
那个弧度太轻了,轻到如果他自己照镜子,可能都看不出来。
但他感觉到胸口的某个位置轻轻地震了一下,像琴弦被拨动之后嗡嗡作响的余韵。
他被这句“好麻烦”撞了一下心脏,余韵持续了整整八年开始。
十月初,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。
陈楚江考得不错,全班前五。
他对成绩没有什么执念,只是觉得既然花了时间,就不应该浪费。
从小到大,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、一个人写完作业、一个人把考卷收进抽屉里。
没有人会帮他检查功课,也没有人会夸他考得好。
他父亲只会在他每次要钱的时候给钱,然后说一句“唔好搞事”。
后来他也习惯了——考第一和考倒数第一,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。
发考卷那天,语文老师点名表扬了几个人,其中就有他。
他低着头接过考卷,没有看任何人。
下课后,杨贞楠经过他座位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。
他吓了一跳,本能地把考卷翻了个面,以为她要嘲笑他的成绩——虽然他不觉得考得好有什么好嘲笑的,但在这个班里,成绩好和“古惑仔个仔”这两件事拼在一起,只会变成别人嘴里更难听的闲话。
“喂,”她歪头看着他,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。”
陈楚江愣住了。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在过去的十六年里,他学会了怎么在父亲的马仔面前保持沉默,学会了怎么在警察上门时面无表情,学会了怎么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中假装听不到。
但没有人教过他——当一个女孩子夸你作文写得好时,你应该说什么。
“随便写写。”他说。
“随便写都咁好,认真写咪得奖?”她笑着拍了拍他的桌角,走了。
陈楚江低头看着自己的作文本。
那是一篇关于“家”的命题作文,他写的是母亲。
写她唱歌的样子,写她最后一次握他的手,写她临终前说“你要做一个好人”。
他把这些写在了作文里,因为他不知道该对谁说。
老师在上面用红笔批了一行字——“真挚动人”,旁边画了一颗小星星。
刚才她把卷子发回来的时候,他没有来得及看。
然后杨贞楠走过来,说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”。
他忽然觉得有点透不过气——像胸口被人轻轻按了一下,不疼,但有感觉。
她把他的伤口夸了一遍。她不知道那是伤口。他也不会告诉她。
十月中旬,学校搞大扫除。
每班分配一片区域,陈楚江被分去擦走廊的玻璃窗。
他擦得很认真,抹布拧得半干,沿着窗框一点一点地抹,不留一点水渍。
旁边有几个男生拿着扫把在打闹,扫帚柄敲在彼此背上发出啪啪的闷响,闹得走廊鸡飞狗跳。
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地擦窗。
杨贞楠负责扫地。
她扫地的姿势和擦窗的男生们完全不同——扫把在她手里像一个临时征用的道具,她拖着扫把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,一边扫一边哼歌。
陈楚江听不清楚她哼的是什么,只隐约辨认出旋律——好像是收音机里常播的流行曲,陈慧琳的《花花宇宙》。
她哼到副歌的时候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,结果被Miss周从楼下喊了一句“杨贞楠你系扫地定系唱歌”。
她翻了个白眼,把音量调到只有自己能听到,但动作完全没收敛——扫把在她手里转了个圈,差点打到旁边的同学。
然后她扫到他面前。
他正在擦窗户的最上面那格,踮着脚,手指攥着抹布的一角。
她扫过他脚下的时候,扫帚的毛擦过他的鞋面,她停下来,抬眼看着他。
“哗,”她说,“你擦窗擦到好似打紧仗咁认真。”
他从窗户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她的脸。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,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。
她的眼睛很亮,带着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、让人想跟着她一起笑的光芒。
她的鼻尖上还有一小块灰——大概是自己扫地时蹭到的,黑黑的一小团,像是某种顽皮的印记。
“擦窗要干净。”他说。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用光了这辈子所有的语言能力才说出了这三个字。
杨贞楠歪头想了想,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,抽出一张,踮起脚,在他刚擦过的玻璃上按了一下。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指纹。
“而家唔干净啦,”她说,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孩,“你继续擦啦,我扫地先。”
然后她拖着扫把走了,继续哼她的歌,马尾在走廊尽头的夕阳里一晃一晃的。
陈楚江拿着抹布,看着那个指纹,犹豫了很久。
最后他悄悄把那个指纹留了下来,只擦了周围的部分。
直到大扫除结束,检查卫生的学生会干部来了,他才不得不把它擦掉。
抹布擦过玻璃的时候,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、闷闷的感觉。
像你把一朵花夹进书里,然后有人把书合上了。
十一月,学校运动会。
这是全年最热闹的一天,操场上插满了彩旗,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进行曲和各班交上来的打气口号。
男生女生都换上了运动服,按照班级分组坐在看台上。
有人在跑道上热身,有人在沙坑旁边拉伸,有人在喊“加油”。
操场旁边的篮球场上,几个高年级男生正在打半场热身赛,球鞋摩擦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吱嘎声。
陈楚江报了一千五百米。
这是他唯一报名参加的项目——是老师帮他报的,说“你跑得快,唔跑浪费”。
他其实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跑步,但他更不喜欢被老师念叨。
所以他站在起跑线上,穿着白色运动服,和其他选手一起弯腰准备。
阳光把他汗湿的额头照得发亮,他的呼吸很稳,心跳也不快——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,比打架轻松多了。
发令枪响了。
他跑得很稳,一直保持在第二集团的前列,呼吸均匀,步幅恒定。
周围是呼啸的风声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,但他什么都听不到。
他一直是这样——跑步的时候,世界会变得很安静。
母亲的歌声、父亲的沉默、同学们的闲言碎语,所有的声音都会被风冲散。
这是他一天里唯一什么都不用想的时刻。
最后一圈。
他超过了前面那个人,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喊“第三名中四C班陈楚江”。
他弯着腰喘气,汗水从发梢滴落在跑道上,在赭红色的塑胶地面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。
他直起腰,往自己班级的看台走去,路过一群女生时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“哗你都几跑得㗎,陈楚江!”
他抬起头。
杨贞楠站在看台边上,手里举着半瓶矿泉水,朝他挥了挥手。
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,把她的马尾照得发亮,让她整个人像是一个自带光源的人。
她的运动服比其他女生的都皱,袖子卷到手肘,领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小块巧克力的污渍。
但她笑得很灿烂,那种灿烂和运动会的阳光是同一款——毫不遮掩,肆无忌惮,直接砸在你身上,让你无处可躲。
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,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敢跟她说话,从来不敢坐在她旁边,从来不敢在她经过的时候抬起头。
不是因为他不想——是因为如果离得太近,被她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看一眼,他就会像被太阳直射的雪人一样,整个人融化掉,什么都不剩。
他朝她点了点头,走过去。
她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递给他——“饮啖水啦,你成块面红晒。”他接过来喝了一口,不知道那瓶水是她喝过的。
知道之后,他差点呛到,但她已经转身跑去给另一个同学加油了。
他把瓶盖拧紧,握着那个瓶子站了很久。
矿泉水是普通的Bonaqua,街边便利店三蚊一支的那种,但他觉得那是他喝过最甜的水。
后来他把那个空瓶子带回了家。
放在床头柜上,放了一个星期,直到佣人打扫时当成垃圾扔掉了。
他回来发现瓶子不见了,在垃圾桶里翻了很久,没找到。
那天晚上他没有吃晚饭。
十二月,圣诞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课。
学校里到处都挂上了彩灯和圣诞装饰,走廊里放了一棵塑胶圣诞树,树上挂满了金色和红色的彩球,树顶的星星歪歪扭扭地斜着。
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圣诞老人,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“Merry Christmas”。
Miss周难得地没有骂人,还笑着在圣诞老人旁边加了一撇胡子。
陈楚江在那天做了一件他准备了很久的事。
他在家里写了一个信封。
信封里装着一张圣诞卡和一封很短的信,信纸是他从父亲书房里拿的,白色,很薄,抬头是“杨贞楠同学”。
他写了改,改了撕,撕了重写,反反复复弄了七八遍。
最后留下来的信很短,只有几行字——“圣诞快乐。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。希望你以后每一日都开心。”落款是“陈楚江”。
没有“江少”,没有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只有他的名字。
他想告诉她,她是他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。
但十六岁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句话,于是他只是写了“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”。
对他来说,这已经是最大胆的告白了。
他把信封夹在一本她借给班上的参考书里。
那本参考书是数学科的,杨贞楠买了之后就扔在教室后面的公共书架上,说“随便睇”。
陈楚江是唯一一个真的去翻过那本书的人。
他打算放学后趁人少的时候,把书还给她,说“呢本书几好用,多谢你”。
很简单的一句话,他在脑子里排练了十几遍,连语气和停顿都设计好了。
放学铃响了。
他拿着那本参考书站在教室后门,手心全是汗。
他看到了她——她在走廊尽头和同学聊天,手里拎着书包,马尾在夕阳下晃晃悠悠的。
她好像在说放假要去哪里玩,语气兴奋得像一只准备飞出笼子的鸟。
她的笑声隔着整条走廊都能听见,清脆,爽朗,完全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看她。
他握着那本书,站了很久。
走廊里的人渐渐少了,从熙熙攘攘变成稀稀落落,最后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是一个赶着去锁门的校工。
他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因为他忽然想到——她是那么自由,那么明亮,那么像一团永远熄不灭的火。
而他是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他身边充满了危险、仇恨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。
他不应该把她拖进这个黑暗的世界。
她值得一个干净的人,一份干净的生活,一个和她一样明亮的未来。
这些他都没有。
他把那本书放回了书架上。
信还在里面。
他想着——也许某一天,她会无意间翻到这本书,看到这张卡,读到这封信。
也许她会知道,有人在某年某月某日,偷偷喜欢过她。
但那个“某一天”一直没有来。
那本参考书后来被图书馆管理员当成废书清理掉了。而那封信,永远没有送到她手上。
学期末的倒数第二天,中四上学期即将结束。
陈楚江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看着操场。
杨贞楠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,手里拿着一叠班务文件,大概是Miss周叫她帮忙送去教务处的。
她走在走廊上,没有注意到他。
这是这学期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她在走廊中间停下来,弯腰系了一下鞋带,然后站起来继续往前走,马尾甩了个弧度,头也没回。
他看着她走远的背影,在心里说了一句话。
那句话他在心里藏了整整一个学期,没有对任何人说过,谁都不知道。
他看着她的马尾在午后的阳光里一晃一晃的,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——
“我会记得你。”
他转身走回教室。走廊很长,他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得又细又薄。
他不知道的是,八年后他会在尖沙咀一间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她。
她会画着浓妆、穿着短裙,笑嘻嘻地朝他走过来,说“陈楚江,好耐冇见”。
他会看着她,心脏跳得和十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他会拉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,替她斟满一杯茶。
然后他会用八年前没敢说出口的语气,对她说——
“你变咗。”
而她会歪头看着他,笑得像个一如既往的“不良少女”。
“边方面?”
“以前你唔会化妆。”
“以前系以前,”她会从手袋里掏出那支暗红色口红,对着车窗玻璃的倒影,慢条斯理地补一下唇色,然后歪头看着他,笑得张扬又好看,“人会长大嘅嘛。”
他会靠在真皮座椅上,看着她的侧脸,心里想——
你知不知道,我已经等了你八年。
—— 完 —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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