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之后，家里像是被人按了静音键。
父亲不再说话。
母亲也不再说话。
他们不是不说话，是没有话可说。
两个人在同一个房子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该说的都说完了。
剩下的那些，说不出口，也不想说。
吃饭的时候，三个人坐在餐桌旁，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，叮，叮——叮——每一声都很清晰，在安静的空气里像水滴落入深井。
电视开着，音量被调到最小，几乎听不到，屏幕上的人物在动，嘴巴一开一合——但发不出声音，像是一部默片，一部关于一家三口人的默片，只是没有人给它配字幕。
有时候我抬起头。
看见母亲在盛汤。
汤勺碰到碗沿，叮。
看见父亲在看碗里的米饭，他盯着那碗白米饭。
像是在研究每一粒米的形状。
看见他们两个的目光在空气中擦过，没有交汇。
像是两条不同轨道上的列车。
各自驶向各自的黑暗。
没有任何交流。没有任何眼神的交汇。即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他们也像是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。中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。
正月十五。元宵节。
窗外有人在放烟花。
砰，砰，砰砰。
彩色的光照进来。
在墙上一闪一灭，红色的光。
绿色的光。
金色的光。
那些光斑在墙壁上跳跃着，像是活着的东西。
我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。
烟花在夜空中炸开。
散成无数细小的光点。
然后慢慢坠落。
消失在黑暗里。
母亲坐在沙发上。她没有看电视。也没有看烟花。她看着窗外。但不是在看烟花。她的目光落在远处某个地方。不在这个房间里。
烟花一明一灭地照亮她的脸。
她的脸在那些彩色的光里，一会儿红。
一会儿绿。
一会儿黄。
她的表情看不清楚。
但她的姿态，她坐在沙发上的姿势，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。
背挺得很直。
像一个在等火车的人。
等火车来。
等火车把她带走。
然后她站起来。动作很慢。像是做了一个决定。
她走进卧室。过了一会儿。她拉出了那只行李箱。
黑色。老式的。人造革的。边角已经磨损了。露出里面灰色的内衬，像衣服磨破了之后露出的棉絮。拉链头上系着一根红绳。那根红绳我记得，已经褪色了。从鲜红色变成了暗红色，边角起了毛球，像一根用旧了的鞋带。很多年前系上去的。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。母亲带我去姥姥家过年。箱子太满了。拉链崩开了。东西散了一地，袜子，内衣——充电器——她蹲在地上，一件一件捡起来，嘴上说着”这破箱子”。她翻遍了抽屉，找到一根红绳，系上去，说——”这下结实了。”她蹲在那里，系了一个死结，用力拽了拽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她的头发那时候还是全黑的。没有一根白，她蹲下去再站起来，动作利索，用不上手撑膝盖。
这么多年了。
红绳还在上面。
风吹日晒的。
颜色褪成了暗红色，边角起了毛球，有的地方丝线已经断了。
露出里面的白色棉芯。
那根红绳像是这个行李箱的伤疤，它裂开过，被修复过——但这个伤疤从来没有真正愈合，它只是被一根绳子暂时捆住了。
还在那里。
随时可能再次崩开。
我看着那根红绳。它还在那里。母亲也在那里。她站在行李箱前。打开箱子。往里面放衣服。
她的动作很快。
不像是要出远门的人在整理行李。
像是在清理什么，把自己从这个家里一点点地清出去。
毛衣。
裤子。
外套。
洗漱用品。
拖鞋。
东西不多。
箱子底部空着很大一块空间。
她也没有去填补它。
像是故意留出那些空白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去哪儿？”
她没有回答。
低着头整理衣服。
她把一件毛衣叠好。
放进去。
又拿起来。
重新叠了一下，像是第一次叠得不够好。
她用力压了压毛衣的边角。
手掌在毛衣上抚平。
然后放进去。
“剧团那边，有个地方住。先过去住一阵。”
“爸知道吗？”
她没有回答。
她蹲在那里。
把箱子里的东西按了按，其实不用按。
东西很少。
箱子很空。
她拉上拉链。
拉链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很响，呲啦一声。
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了。
不是布料的撕裂。
是一种更深的撕裂。
听起来让人牙酸。
她站起来。手扶着腰。蹲久了关节发出了轻微的咔哒声。
“你在家，吃好喝好。别饿着。”
我说妈。
她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很短。
但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，像要把我的轮廓记住。
像是这一眼之后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我了。
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，不是泪光。
是一种更坚韧的东西。
像是最后的决心。
她没有再说什么。她拎起箱子。往门口走去。箱子不重。但她拎着箱子的手，用力到骨节泛白。
深褐色的皮鞋踩在地板上。声音很轻，哒。哒。哒。箱子拖在身后。滚轮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。
门开了。
门外的冷风灌进来。吹动了她的头发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。昏黄的光照在她身上。
她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把门关好。”
然后她走了。
门关上了。
咔哒一声。
门锁咬合的声音。
然后楼道里传来脚步声，皮鞋的声音。
哒。
哒。
哒。
然后是箱子滚轮的声音。
咕噜咕噜。
咕噜咕噜。
那些声音越来越远。
越来越小。
然后是单元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砰。
那一声在楼道里回荡了一下。
然后安静了。
我站在客厅里。没有动。
窗外的烟花还在放。砰。砰。砰砰。红色的光。绿色的光。金色的光。在玻璃上炸开。映在我的脸上。
我站在那里。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久到烟花声渐渐稀了。久到脚站麻了。
然后我走到窗边。
往下看。
路灯底下。
母亲的身影正往外走。
她拎着那只箱子。
走得很快。
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在路灯下，那些头发是灰白色的。
像是一层霜蒙在头上。
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。
路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在地上跟着她。
她没有回头。一次都没有。
她走出小区大门。拐了一个弯。消失在街道的拐角。那个灰色的影子被墙壁吞没了。不见了。
我站在窗口。手扶着窗沿。窗沿是凉的。凉意从指尖传上来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锁响了。
父亲回来了。
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带进来一股冷风和烟味，冷空气裹着烟草的气味，像冬天夜晚的室外一样，清冽而苦涩。
外套的肩膀上有细小的水珠，外面下雾了。
灰色的雾，在路灯下看起来像细密的灰尘悬浮在半空中。
他站在玄关。
看了一眼客厅，空空的。
他站在那里，没有换鞋，没有脱外套，就那样站着。
又看了一眼走廊，尽头的那扇门开着，衣柜门也开着，里面的衣服拿走了一半，剩下的几件歪歪斜斜地挂着，像是被人匆忙翻过。
他什么都没看到。
但我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。
一个男人走了半辈子的路，回到家，看到衣柜门开着，看到那只旧箱子不见了。
不需要问。
他没有问。
他把外套脱了。
动作很慢，像是一个老人的动作，挂在衣架上。
然后走到沙发前，坐下来。
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抽出一根，叼在嘴上。
打火机咔嗒一声，火苗亮了一下，照亮了他的脸，那张脸上的表情，不是愤怒，不是难过——是一种空白，像一张被擦干净了的黑板，上面什么也没写，因为写上去的东西刚刚被人全部擦掉了。
他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烟雾在空气中散去，像一匹灰色的布帛慢慢展开，然后破碎。
他又吸了一口。
烟灰落在茶几上，他没有弹进烟灰缸里，白色的灰烬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格外显眼。
电视开着。
没有声音。
画面在闪烁，一个综艺节目，主持人在笑，嘴巴张得很大——但没有声音，那个笑看起来像是假笑，像一张没有配乐的表情。
他坐在那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
烟灰缸里的烟蒂渐渐堆起来，像是某种计时器，记录着母亲走了之后的时间。
我坐在餐桌旁，看着他的侧影，他的肩膀在灯光下耷拉着，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
他一句话没说。
我也一句话没说。
我们就那样坐着，在烟雾里，在沉默里——像两个在候车室里等车的人，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道车会不会来。
---
母亲搬去了剧团。
剧团在城东。
一栋老楼。
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，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。
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。
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。
忽明忽暗的。
有时亮，有时不亮。
三楼有一间空办公室。
以前是用来放道具的。
她收拾出来。
拖了地。
擦了窗户。
支了一张折叠床。
就算住下了。
我去看过一次。
那间办公室不大。大概十平方米。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。叶子蔫蔫的。垂着头。很久没浇水了。叶片边缘发黄。卷曲着。墙角里堆着几面褪色的旗帜，红色的旗面。金色的穗子还在。但颜色已经褪成了粉白色。上面绣着”平海市凤舞剧团”几个字。有几笔已经脱线了。墙上贴着一张老海报。胶带已经发黄发脆。边角翘起来。海报上是一个穿戏服的女演员，扮相是花旦。眉眼有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
折叠床上铺着一床薄被。
叠得很整齐，棱角分明。
像是军营里的被子。
枕头很小，大概是从沙发上拿来的靠枕。
米白色的。
边上有道浅色的印子。
床单边缘压在褥子下面。
每个角都折得一丝不苟。
母亲坐在床边。
手里捧着一杯热水。
杯口冒着热气，热气在她脸前升起来，从杯口笔直地上升，然后在她面前散开，模糊了她的表情，她的脸在那层薄薄的白雾后面，像一张隔着毛玻璃的照片。
“住得惯吗？”我问。
“有啥住不惯的。”她喝了一口水。水在杯子里轻轻晃动，她握着杯子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。然后她说，”比这差的地方也住过。”她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——但我知道她说的”比这差的地方”是什么，是那个雨夜的宾馆房间吗。是医院的走廊吗。是她在剧团还没有办起来时租住的那些地下室和隔间吗。她没有说，我也没有问。只是一行字，”比这差的地方也住过”，像一个答案，也像一个拒绝。
我环顾了一圈。
窗户的玻璃上有一道裂纹，从右上角斜着延伸向左下。
像一道凝固的闪电。
窗框上的腻子已经掉了。
风吹进来的时候。
窗帘会轻轻动一下。
暖气片只有一点点温。大概是管道的末端，热水流到这里已经凉了。
“冷不冷？”
“不冷。”
“被窝晚上捂不热吧？”
她放下水杯。看着我。目光里有一点不耐烦。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大概是无奈。那种母亲对儿子的无奈。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”
我没说话。
我站在那间办公室里。
窗外是剧团的老院子。
院子里有一棵槐树。
树干很粗，长了大概二十年了。
灰褐色的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。
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。
没有叶子。
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。
天空是灰蓝色的。
没什么云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打算，一直住这儿？”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把水杯放在窗台上。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看了一会儿。
“再说吧。”
那三个字飘在空气里。没有落下来。再说吧。等她准备好了再说。或者，永远不会再说了。
---
我回学校的时候。经过剧团大门口。
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字，”下周五排新戏。报名从速。”粉笔字有点模糊了。前两天下了小雨。雨点溅到黑板上。字迹被洇开了。边缘不清晰。水渍在粉笔字上留下一道道痕迹。
我站在那里。看了一会儿。然后我继续往前走。书包带子勒着肩膀。我调整了一下。继续走。
路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。
推着一辆旧三轮车。
车把上绑着一个稻草把子，上面插满了糖葫芦。
红彤彤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。
在冬天的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像一串一串的小灯笼。
在灰蒙蒙的街道上。
那一抹红很显眼。
母亲以前给我买过。每次路过卖糖葫芦的小摊。她都会停下来。
“吃不吃？”
“吃。”
她就掏钱。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。数一数。递给小贩。买一串。递给我。有时候买两串，一串给我。一串她自己。她咬一口，酸得皱起眉头。”这山楂太酸了。”但她还是吃完了。把竹签扔掉。舔舔嘴唇。
今天那个小贩看着我。问我，”小伙子。来一串？”
我站在那里。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糖葫芦。看了一会儿。
“不要。”
我走了过去。
身后小贩又在吆喝，”糖葫芦，冰糖葫芦——”
我没有回头。
我知道她在忙什么。忙着收拾那间办公室。忙着铺那张折叠床。忙着让日子看起来正常。我也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。但我做不到。
那根红绳，系在那只旧箱子的拉链头上。很多年了。那根红绳褪成了暗红色。但还在那里。
她没有换。
她带着那个旧箱子。
去了剧团。
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。
晚上一个人睡在折叠床上。
窗台上有一盆蔫了的绿萝。
墙角有褪色的旗帜。
窗外是空空的老院子。
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着。
她睡在那张折叠床上。
半夜会不会醒？
醒了之后，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
她在想什么？
她会不会想起那个六岁的女孩？会不会想起宾馆那个雨夜？会不会想起医院手术台上刺眼的无影灯？
她会不会问自己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她从来不跟我说这些。她只说，
“你管好你自己就行。”
一辈子就这么一句话。我听到耳朵起茧的一句话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句话里藏了多少东西。像一扇紧闭的门。门后面是什么。她从来不让我看。
我继续往前走。书包在背上一下一下地颠着。
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边脸。灰白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。我的影子投在前面。短短的。跟着我。
我想，她会回来的吧。
也许明天。也许后天。也许，她不会回来了。
我不知道。
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。
红灯亮了。
我停下来。
站在路口的人行道上，脚下的斑马线白漆有些剥落了。
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沥青，被无数双脚踩过，磨得发亮。
风从路口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尘土的味道和远处食堂的饭菜香，韭菜炒鸡蛋的味道，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，和这个城市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的味道。
身边有人经过，脚步声匆匆的。
他们的鞋子踩在地面上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，皮鞋，运动鞋——布鞋——有的快——有的慢——没有人停下来。
没有人注意到我。
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刚刚拎着一只旧皮箱住进了剧团办公室，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、窗户有裂纹的、暖气不热的房间里，铺上了她的折叠床，叠好了她的薄被子，把水杯放在窗台上。
红灯的数字在跳，三十，二十五——二十——绿色的小人还没有出现。
我站在那里，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像一个普通的等红灯的人。
绿灯亮了。
我抬脚，鞋底踩在斑马线上，白漆的触感，光滑的。
和沥青的粗糙形成对比。
继续往前走。
没有回头。
父亲不再说话。
母亲也不再说话。
他们不是不说话，是没有话可说。
两个人在同一个房子里生活了几十年，该说的都说完了。
剩下的那些，说不出口，也不想说。
吃饭的时候，三个人坐在餐桌旁，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，叮，叮——叮——每一声都很清晰，在安静的空气里像水滴落入深井。
电视开着，音量被调到最小，几乎听不到，屏幕上的人物在动，嘴巴一开一合——但发不出声音，像是一部默片，一部关于一家三口人的默片，只是没有人给它配字幕。
有时候我抬起头。
看见母亲在盛汤。
汤勺碰到碗沿，叮。
看见父亲在看碗里的米饭，他盯着那碗白米饭。
像是在研究每一粒米的形状。
看见他们两个的目光在空气中擦过，没有交汇。
像是两条不同轨道上的列车。
各自驶向各自的黑暗。
没有任何交流。没有任何眼神的交汇。即使坐在同一张桌子上，他们也像是在两个不同的房间里。中间隔着一堵透明的墙。
正月十五。元宵节。
窗外有人在放烟花。
砰，砰，砰砰。
彩色的光照进来。
在墙上一闪一灭，红色的光。
绿色的光。
金色的光。
那些光斑在墙壁上跳跃着，像是活着的东西。
我站在窗边看了一会儿。
烟花在夜空中炸开。
散成无数细小的光点。
然后慢慢坠落。
消失在黑暗里。
母亲坐在沙发上。她没有看电视。也没有看烟花。她看着窗外。但不是在看烟花。她的目光落在远处某个地方。不在这个房间里。
烟花一明一灭地照亮她的脸。
她的脸在那些彩色的光里，一会儿红。
一会儿绿。
一会儿黄。
她的表情看不清楚。
但她的姿态，她坐在沙发上的姿势，双手交握着放在膝盖上。
背挺得很直。
像一个在等火车的人。
等火车来。
等火车把她带走。
然后她站起来。动作很慢。像是做了一个决定。
她走进卧室。过了一会儿。她拉出了那只行李箱。
黑色。老式的。人造革的。边角已经磨损了。露出里面灰色的内衬，像衣服磨破了之后露出的棉絮。拉链头上系着一根红绳。那根红绳我记得，已经褪色了。从鲜红色变成了暗红色，边角起了毛球，像一根用旧了的鞋带。很多年前系上去的。那时候我还在上小学。母亲带我去姥姥家过年。箱子太满了。拉链崩开了。东西散了一地，袜子，内衣——充电器——她蹲在地上，一件一件捡起来，嘴上说着”这破箱子”。她翻遍了抽屉，找到一根红绳，系上去，说——”这下结实了。”她蹲在那里，系了一个死结，用力拽了拽，满意地点了点头。她的头发那时候还是全黑的。没有一根白，她蹲下去再站起来，动作利索，用不上手撑膝盖。
这么多年了。
红绳还在上面。
风吹日晒的。
颜色褪成了暗红色，边角起了毛球，有的地方丝线已经断了。
露出里面的白色棉芯。
那根红绳像是这个行李箱的伤疤，它裂开过，被修复过——但这个伤疤从来没有真正愈合，它只是被一根绳子暂时捆住了。
还在那里。
随时可能再次崩开。
我看着那根红绳。它还在那里。母亲也在那里。她站在行李箱前。打开箱子。往里面放衣服。
她的动作很快。
不像是要出远门的人在整理行李。
像是在清理什么，把自己从这个家里一点点地清出去。
毛衣。
裤子。
外套。
洗漱用品。
拖鞋。
东西不多。
箱子底部空着很大一块空间。
她也没有去填补它。
像是故意留出那些空白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去哪儿？”
她没有回答。
低着头整理衣服。
她把一件毛衣叠好。
放进去。
又拿起来。
重新叠了一下，像是第一次叠得不够好。
她用力压了压毛衣的边角。
手掌在毛衣上抚平。
然后放进去。
“剧团那边，有个地方住。先过去住一阵。”
“爸知道吗？”
她没有回答。
她蹲在那里。
把箱子里的东西按了按，其实不用按。
东西很少。
箱子很空。
她拉上拉链。
拉链的声音在安静的客厅里很响，呲啦一声。
那声音像是什么东西被撕裂了。
不是布料的撕裂。
是一种更深的撕裂。
听起来让人牙酸。
她站起来。手扶着腰。蹲久了关节发出了轻微的咔哒声。
“你在家，吃好喝好。别饿着。”
我说妈。
她看了我一眼。
那一眼很短。
但她的目光在我的脸上停了一下，像要把我的轮廓记住。
像是这一眼之后。
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看到我了。
她的眼睛里有东西在闪，不是泪光。
是一种更坚韧的东西。
像是最后的决心。
她没有再说什么。她拎起箱子。往门口走去。箱子不重。但她拎着箱子的手，用力到骨节泛白。
深褐色的皮鞋踩在地板上。声音很轻，哒。哒。哒。箱子拖在身后。滚轮在地板上发出咕噜咕噜的声响。
门开了。
门外的冷风灌进来。吹动了她的头发。走廊里的声控灯亮了。昏黄的光照在她身上。
她回头看了我一眼。
“把门关好。”
然后她走了。
门关上了。
咔哒一声。
门锁咬合的声音。
然后楼道里传来脚步声，皮鞋的声音。
哒。
哒。
哒。
然后是箱子滚轮的声音。
咕噜咕噜。
咕噜咕噜。
那些声音越来越远。
越来越小。
然后是单元门打开又关上的声音，砰。
那一声在楼道里回荡了一下。
然后安静了。
我站在客厅里。没有动。
窗外的烟花还在放。砰。砰。砰砰。红色的光。绿色的光。金色的光。在玻璃上炸开。映在我的脸上。
我站在那里。不知道站了多久。久到烟花声渐渐稀了。久到脚站麻了。
然后我走到窗边。
往下看。
路灯底下。
母亲的身影正往外走。
她拎着那只箱子。
走得很快。
她的头发被风吹起来，在路灯下，那些头发是灰白色的。
像是一层霜蒙在头上。
她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。
路灯的光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。
在地上跟着她。
她没有回头。一次都没有。
她走出小区大门。拐了一个弯。消失在街道的拐角。那个灰色的影子被墙壁吞没了。不见了。
我站在窗口。手扶着窗沿。窗沿是凉的。凉意从指尖传上来。
不知道过了多久，门锁响了。
父亲回来了。
他推门进来的时候，带进来一股冷风和烟味，冷空气裹着烟草的气味，像冬天夜晚的室外一样，清冽而苦涩。
外套的肩膀上有细小的水珠，外面下雾了。
灰色的雾，在路灯下看起来像细密的灰尘悬浮在半空中。
他站在玄关。
看了一眼客厅，空空的。
他站在那里，没有换鞋，没有脱外套，就那样站着。
又看了一眼走廊，尽头的那扇门开着，衣柜门也开着，里面的衣服拿走了一半，剩下的几件歪歪斜斜地挂着，像是被人匆忙翻过。
他什么都没看到。
但我觉得他什么都知道了。
一个男人走了半辈子的路，回到家，看到衣柜门开着，看到那只旧箱子不见了。
不需要问。
他没有问。
他把外套脱了。
动作很慢，像是一个老人的动作，挂在衣架上。
然后走到沙发前，坐下来。
从口袋里摸出烟盒，抽出一根，叼在嘴上。
打火机咔嗒一声，火苗亮了一下，照亮了他的脸，那张脸上的表情，不是愤怒，不是难过——是一种空白，像一张被擦干净了的黑板，上面什么也没写，因为写上去的东西刚刚被人全部擦掉了。
他吸了一口烟，缓缓吐出，烟雾在空气中散去，像一匹灰色的布帛慢慢展开，然后破碎。
他又吸了一口。
烟灰落在茶几上，他没有弹进烟灰缸里，白色的灰烬在深色的木质桌面上格外显眼。
电视开着。
没有声音。
画面在闪烁，一个综艺节目，主持人在笑，嘴巴张得很大——但没有声音，那个笑看起来像是假笑，像一张没有配乐的表情。
他坐在那里，一根接一根地抽。
烟灰缸里的烟蒂渐渐堆起来，像是某种计时器，记录着母亲走了之后的时间。
我坐在餐桌旁，看着他的侧影，他的肩膀在灯光下耷拉着，像一只泄了气的皮球。
他一句话没说。
我也一句话没说。
我们就那样坐着，在烟雾里，在沉默里——像两个在候车室里等车的人，不知道车什么时候来，也不知道车会不会来。
---
母亲搬去了剧团。
剧团在城东。
一栋老楼。
外墙的涂料剥落了一大片，露出里面灰色的水泥。
像是被什么东西啃过。
楼道里的灯坏了一盏。
忽明忽暗的。
有时亮，有时不亮。
三楼有一间空办公室。
以前是用来放道具的。
她收拾出来。
拖了地。
擦了窗户。
支了一张折叠床。
就算住下了。
我去看过一次。
那间办公室不大。大概十平方米。窗台上放着一盆绿萝。叶子蔫蔫的。垂着头。很久没浇水了。叶片边缘发黄。卷曲着。墙角里堆着几面褪色的旗帜，红色的旗面。金色的穗子还在。但颜色已经褪成了粉白色。上面绣着”平海市凤舞剧团”几个字。有几笔已经脱线了。墙上贴着一张老海报。胶带已经发黄发脆。边角翘起来。海报上是一个穿戏服的女演员，扮相是花旦。眉眼有点母亲年轻时的样子。
折叠床上铺着一床薄被。
叠得很整齐，棱角分明。
像是军营里的被子。
枕头很小，大概是从沙发上拿来的靠枕。
米白色的。
边上有道浅色的印子。
床单边缘压在褥子下面。
每个角都折得一丝不苟。
母亲坐在床边。
手里捧着一杯热水。
杯口冒着热气，热气在她脸前升起来，从杯口笔直地上升，然后在她面前散开，模糊了她的表情，她的脸在那层薄薄的白雾后面，像一张隔着毛玻璃的照片。
“住得惯吗？”我问。
“有啥住不惯的。”她喝了一口水。水在杯子里轻轻晃动，她握着杯子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。然后她说，”比这差的地方也住过。”她的语气很平淡，像是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——但我知道她说的”比这差的地方”是什么，是那个雨夜的宾馆房间吗。是医院的走廊吗。是她在剧团还没有办起来时租住的那些地下室和隔间吗。她没有说，我也没有问。只是一行字，”比这差的地方也住过”，像一个答案，也像一个拒绝。
我环顾了一圈。
窗户的玻璃上有一道裂纹，从右上角斜着延伸向左下。
像一道凝固的闪电。
窗框上的腻子已经掉了。
风吹进来的时候。
窗帘会轻轻动一下。
暖气片只有一点点温。大概是管道的末端，热水流到这里已经凉了。
“冷不冷？”
“不冷。”
“被窝晚上捂不热吧？”
她放下水杯。看着我。目光里有一点不耐烦。但更多的是一种说不清的东西，大概是无奈。那种母亲对儿子的无奈。
“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嗦了？”
我没说话。
我站在那间办公室里。
窗外是剧团的老院子。
院子里有一棵槐树。
树干很粗，长了大概二十年了。
灰褐色的树皮裂成一块一块的。
光秃秃的枝丫伸向天空。
没有叶子。
几只麻雀在枝头跳来跳去。
天空是灰蓝色的。
没什么云。
“妈。”
“嗯。”
“你打算，一直住这儿？”
她没有马上回答。她把水杯放在窗台上。看着窗外那棵老槐树。看了一会儿。
“再说吧。”
那三个字飘在空气里。没有落下来。再说吧。等她准备好了再说。或者，永远不会再说了。
---
我回学校的时候。经过剧团大门口。
门口的小黑板上用粉笔写着几个字，”下周五排新戏。报名从速。”粉笔字有点模糊了。前两天下了小雨。雨点溅到黑板上。字迹被洇开了。边缘不清晰。水渍在粉笔字上留下一道道痕迹。
我站在那里。看了一会儿。然后我继续往前走。书包带子勒着肩膀。我调整了一下。继续走。
路上有一个卖糖葫芦的小贩。
推着一辆旧三轮车。
车把上绑着一个稻草把子，上面插满了糖葫芦。
红彤彤的山楂裹着透明的糖衣。
在冬天的阳光下亮晶晶的。
像一串一串的小灯笼。
在灰蒙蒙的街道上。
那一抹红很显眼。
母亲以前给我买过。每次路过卖糖葫芦的小摊。她都会停下来。
“吃不吃？”
“吃。”
她就掏钱。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皱巴巴的零钱。数一数。递给小贩。买一串。递给我。有时候买两串，一串给我。一串她自己。她咬一口，酸得皱起眉头。”这山楂太酸了。”但她还是吃完了。把竹签扔掉。舔舔嘴唇。
今天那个小贩看着我。问我，”小伙子。来一串？”
我站在那里。看着那些亮晶晶的糖葫芦。看了一会儿。
“不要。”
我走了过去。
身后小贩又在吆喝，”糖葫芦，冰糖葫芦——”
我没有回头。
我知道她在忙什么。忙着收拾那间办公室。忙着铺那张折叠床。忙着让日子看起来正常。我也需要让自己看起来正常。但我做不到。
那根红绳，系在那只旧箱子的拉链头上。很多年了。那根红绳褪成了暗红色。但还在那里。
她没有换。
她带着那个旧箱子。
去了剧团。
一个人住在办公室里。
晚上一个人睡在折叠床上。
窗台上有一盆蔫了的绿萝。
墙角有褪色的旗帜。
窗外是空空的老院子。
槐树的枝丫在风里摇着。
她睡在那张折叠床上。
半夜会不会醒？
醒了之后，看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
她在想什么？
她会不会想起那个六岁的女孩？会不会想起宾馆那个雨夜？会不会想起医院手术台上刺眼的无影灯？
她会不会问自己，活着到底是为了什么？
我不知道。她从来不跟我说这些。她只说，
“你管好你自己就行。”
一辈子就这么一句话。我听到耳朵起茧的一句话。现在想起来，那句话里藏了多少东西。像一扇紧闭的门。门后面是什么。她从来不让我看。
我继续往前走。书包在背上一下一下地颠着。
太阳从云层后面露出半边脸。灰白色的光照在湿漉漉的路面上。我的影子投在前面。短短的。跟着我。
我想，她会回来的吧。
也许明天。也许后天。也许，她不会回来了。
我不知道。
前面是一个十字路口。
红灯亮了。
我停下来。
站在路口的人行道上，脚下的斑马线白漆有些剥落了。
露出下面灰黑色的沥青，被无数双脚踩过，磨得发亮。
风从路口那边吹过来，带着尘土的味道和远处食堂的饭菜香，韭菜炒鸡蛋的味道，混着汽车尾气的味道，和这个城市每一个十字路口一样的味道。
身边有人经过，脚步声匆匆的。
他们的鞋子踩在地面上，发出各种不同的声响，皮鞋，运动鞋——布鞋——有的快——有的慢——没有人停下来。
没有人注意到我。
没有人知道我的母亲刚刚拎着一只旧皮箱住进了剧团办公室，住进了一间十平方米的、窗户有裂纹的、暖气不热的房间里，铺上了她的折叠床，叠好了她的薄被子，把水杯放在窗台上。
红灯的数字在跳，三十，二十五——二十——绿色的小人还没有出现。
我站在那里，在这个十字路口，像一个普通的等红灯的人。
绿灯亮了。
我抬脚，鞋底踩在斑马线上，白漆的触感，光滑的。
和沥青的粗糙形成对比。
继续往前走。
没有回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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