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
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冬天的天黑得早。
村口的电线杆上那盏灯已经亮了，黄黄的，照着一小片地面。
我推着自行车拐进胡同，车链子哗啦啦响着，在安静的胡同里格外刺耳。
然后我看到了，家门口站着几个人。
不是围成一堆的那种，是散着的，各站各的，像被风吹散了又忘了聚回来。
王婶靠着墙根，两手抄在袖筒里。
刘大爷蹲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，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
看到我，有人扭过脸去。
有人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，很快就散了。
我把自行车靠到墙根，车架碰在墙上，当啷一声。
奶奶从堂屋出来，眼眶红着，但没哭。
老年人的红眼眶和年轻人的不一样，是那种眼皮皱巴巴地肿着的红。
她说：“你姨夫没了。”
我愣在原地——后来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。
我只记得风从领口灌进去，冷，毛衣领子被风掀起来的那一下，像有人在我脖子上放了一块冰。
王伟超从人群里走出来，拉了我一把：“走吧，先去我家。”他的手劲儿很大，拉得我肩膀一歪。我顺着他的力道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。
我说：“咋死的？”
他压低声音：“修坟，给人家的墓碑砸的，当场就不行了。”
修坟，墓碑砸死的。
这些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有形成任何画面。
我回头看自家堂屋，日光灯的光从门口泄出来，白得发蓝。
母亲不在那光里。
那一片白光空荡荡的，像缺了什么东西的牙齿。
冬天的傍晚，天已经全黑了，路灯黄黄的，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又缩得很短。
堂屋的日光灯白得晃眼。
我眯了一下眼睛。
风从枯树枝间穿过去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远处哭。
邻居们在小声说话，说什么听不清，声音低低的，像怕惊动了什么。
没有人哭——至少院子里没有。
冬天傍晚的气味飘在空气里，各家各户的煤炉子味，炊烟味，还有干冷空气特有的那种味道——说不清，像金属，又像灰尘。
我站在院子里，手在自行车把上冻得发僵，十个指头都木了。我松开手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指节咔咔响了两声，没有人听到，也没有人看我。
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哭吗？应该进屋吗？应该问点什么吗？
我不知道——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陆永平死了。
这个人。
这个让我母亲哭过也笑过的人——这个我在胡同口看到过无数次的人。
他死了。
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真的什么都没想，就是冷，冷得脚趾头都麻了，冷得鼻尖冰凉，冷得眼眶发酸。
但那不是想哭的酸，是冷出来的酸。
葬礼那天早上。我醒来的时候天是灰的，没有太阳，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。我从被窝里坐起来，冷气一下子钻进来。我打了个哆嗦。
奶奶已经在客厅里了。
她穿着一件黑棉袄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葬礼上该有的表情，严肃的，哀伤的。
但又带着一点客套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穿厚点，今天冷。”
二
陆永平的灵堂设在西水屯老宅。
我跟奶奶去的时候，远远就看到了那片白，白布，白花，白挽联，在冬天的灰暗天色下像一块补丁。
补丁这个词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想。
但那个画面就是这样，灰蒙蒙的天，灰秃秃的村子，中间扎着一片扎眼的白，像一个伤口上贴的纱布。
走近了，我听到唢呐声，尖利的，刺耳的，把空气撕成一条一条的。
那声音从耳朵钻进来，一直钻到后脑勺。
我的太阳穴跳了两下。
唢呐手是个瘦老头，鼓着腮帮子，眼睛半闭着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声音里。
他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像一把钝刀子，来回拉。
我在人群里找母亲，没有。
院子里没有，堂屋里没有，灵堂里也没有。
大姨张凤棠跪在灵前。
她已经不是陆永平的妻子了。
但她还是来了，穿着一身黑，黑棉袄，黑布裤，黑布鞋，从背后看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。
眼睛肿着，肿成了一条缝。
她哭的时候不嚎，是闷着的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把哭声整个咽进了肚子里，有时候咽不下去了，就从鼻子里发出一声长长的气音，像叹息，又不像。
我站在角落里，风把白布吹得哗哗响。那声音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，翻了一页，又翻一页。
有人问：“凤兰呢？”
奶奶低声说：“在家。”
那人没再问。
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偷偷看我。
那种看，不是平常的看，是“知道了什么”的看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又很快移开，像被烫了一下。
我的脸烧起来，不是害羞的那种烧，是窘迫的，是“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没法解释”的那种烧。
冬天的阴天，灰白的，没有影子，灵堂里的白炽灯照着白花，所有东西都是白的，白布，白纸，白蜡烛。
零度上下，站着不动脚就麻了。
我在原地跺了跺脚。
唢呐声一响，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那声音尖利，刺耳，间或有哭声爆发出来，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又突然断了，像一根绷紧的橡皮筋，啪地断了。
烧纸的噼啪声，火苗舔着黄纸，纸张卷起来，变黑，化成灰。
风把白布吹得哗哗响，烧纸的焦糊味混着冬天干冷的空气，还有花圈上纸花的味道。
那种纸花有一股刺鼻的颜料味，混着糨糊的酸味。
张凤棠的样子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，头发随便扎着，没有像以前那样抹得油光。
她妈没来。
有人说她去陆永平家闹了一上午，闹了什么，没有人细说。
但每个人都好像知道。
我始终没看到母亲出现在葬礼上。
这就够了，比任何描写都更有力。
有人端了一碗热汤给我。
我不认识那个人，一个中年妇女，穿着黑棉袄。
她把碗递过来。
我接住了。
汤是热的，白色的，飘着几片葱花。
我喝了一口，咸的，没什么特别的味道。
但我端着那碗汤，手暖和了一点。
唢呐声又响起来了，比刚才更刺耳。那个瘦老头吹得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。他的腮帮子鼓得像两个气球。
我喝完汤，把碗还给那个人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接过碗走了。
我站在角落里，又站了很久。
三
我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母亲在家，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我推门进院子，门轴发出吱呀一声，堂屋的灯是黑的，只有走廊的灯亮着。
那盏小瓦数的，平时晚上去厕所才开的光，昏昏的，像一只倦了的眼睛。
我愣了一下。
奶奶还没回来，院子里没有人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
我穿过走廊，走廊的水泥地冰凉，透过鞋底传上来，走到自己房间门口。
我站住了，有声音，很轻，像猫叫，从父母卧室的方向传过来的。
我侧过头去听，心跳声突然变得很响，砰砰的，几乎盖过了那个声音。
我屏住呼吸。
是从那边来的，关着的门背后，压着的，闷着的，断断续续的。
走廊的灯光照不到那扇门。
它是一片暗影。
但我能分辨出那扇门的轮廓，木头的颜色已经被年月染成了深褐色，门把手上挂着一件旧衣服，黑暗中看不太清颜色。
没有语言，只有声音。
母亲在哭，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闷在被子里哭的那种，压着的，断断续续的，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，几个小时？
从下午到现在？
我站在走廊里，想敲门，手抬起来了，手指离门板大概两寸的距离，没有敲。
我停在那里，手指在空气中僵着。
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多久。后来腿麻了，从小腿肚子开始，一点一点往上爬，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。
我回了房间，脱下外套，外套搭在椅背上，发出窸窣的声音。
我躺到床上，床板咯吱响了一声。
我盯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管的底座。
我每天都看到它。
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，今天也没有。
我只是让眼睛固定在一个点上。
母亲的哭声穿过墙壁传过来，细得像一根针。
我把被子蒙在头上，被子里有洗衣粉的味道。
那根针还是扎了进来。
我翻了个身，床板又咯吱响了一声。
我把枕头压在耳朵上，压了一会儿，又拿开了。
我想起陆永平活着时的样子。
那张黑脸。
那双小眼睛。
那股柴油味，冬天他从三轮车上跳下来，搓着手喊“兰姐”的样子。
他往家里送东西，一大袋子水果，几条鱼，有时候是半扇猪肉。
他坐在堂屋里喝茶，翘着二郎腿，大声说话，笑的时候露出满口黄牙。
他看母亲的眼神。
我记起很多我不愿意记起的事情。
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闪过，像放幻灯片。
但很奇怪。
我并不觉得痛快。
我以为我会。
我想象过陆永平倒霉的样子，想过他会出事，想过他死。
但现在他真的死了。
我不觉得痛快。
一点都不。
母亲的哭声还在，闷闷的，从墙壁那边传过来。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它像一个干涸的河床。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四
葬礼之后几天。母亲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。
那天是周六。
我从楼上下来，楼梯的木踏板在我脚下嘎吱嘎吱响着。
我看到姥姥坐在客厅里。
这很少见。
姥姥平时不常来。
她住在城南，骑自行车要半小时。
她的脸色不好看，铁青着，像冬天早上结了冰的水面。
母亲坐在对面，背对着楼梯口。
我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和肩膀。
她的肩膀平着，没有缩着，没有耸着，就那么平着，看不出她在想什么。
我不敢走过去，停在楼梯拐角，拐角处有一盆橡皮树，叶子落了一层灰。我站在橡皮树后面，屏住呼吸。但我听到了。
姥姥说：“你疯了？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
姥姥又说了一遍：“你疯了是不是？二中那个位置，多少人盯着。你说辞就辞？”
母亲的声音很平：“我想好了。”
“你想好什么了？”姥姥的声音尖起来，像指甲划过黑板。“你一个女的，单枪匹马去跑剧团。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母亲没有接话。她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出来。
姥姥站起来。她站起来的时候，藤椅发出吱嘎一声。她走了两步又停住：“你爸知道不？”
母亲说：“知道。”
“他同意了？”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。那沉默很长，长到姥姥的眉头皱了起来，长到我屏住的那口气快要憋不住了。然后她说：“他不同意。但我已经定了。”
姥姥看着女儿，看了很久，久到窗外有汽车经过，久到客厅里的钟敲了半点的报时，咚，一声。
然后她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很长，长到我觉得姥姥把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在这个叹气上了。
她的肩膀塌下去，整个人矮了一截。
上午的光线从客厅窗户照进来，照在茶几上那杯没动过的水上，水已经完全凉了，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
屋里不冷。
但气氛让人发冷，不是温度上的冷，是骨头缝里的那种冷。
姥姥的叹气声很长，杯子碰到茶几的声音很轻，叮，墙上的钟滴答，滴答，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一秒一秒，时间还在往前走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时间都在往前走。
姥姥身上带着外面空气的味道，混着屋里热水的蒸汽味，还有一种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气味，说不清楚，洗衣粉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“凤兰啊。”姥姥说。她停了一下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声响，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。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
母亲站起来，藤椅在身后轻轻响了一声。她的声音仍然很平：“知道。我教了十几年书了，够了。”
她转身的时候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脚后跟碰到墙壁，发出轻轻的咚的一声。
她有没有看到我。
她的视线从我站的方向扫过，没有停留，像扫过一个空荡荡的角落。
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。
也许她看到了。也许她什么都没看到。
五
一个周末的下午。
我在院子里写作业。
其实就是把书本摊在石桌上，发呆。
数学书翻到第几章了，我不知道，笔握在手里，笔尖在草稿纸上画着毫无意义的圆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
阳光薄薄的，没什么温度，照在脸上，只让人觉得晃眼，不觉得暖和。
我听到堂屋里有动静。
母亲在打电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听不出情绪。
她的声音穿过门帘传过来，像隔着一层水。
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，只听到尾音上扬或下降的轮廓。
挂了电话，嗒的一声。
然后脚步声。
她走出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她扎着低马尾，没有像以前那样认真梳理，有几缕垂在脸侧，没有化妆，嘴唇有点干，起了一层白皮，眼眶下面有一圈浅青色的阴影，像被人用手指蘸了颜料轻轻抹上去的。
她最近睡得不好。
她看着院子外面，没有焦点，目光穿过石榴树的枝桠，落在不知什么地方，像在想事情，又像什么都没想。
穿一件旧羽绒服，深蓝色的，领口磨得有点发白，拉链没拉到头，露出里面那件枣红毛衣的领子，黑色踩脚裤，裤脚有一小块泥渍，棉拖鞋，脚后跟踩下去了，当趿拉板穿，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的。
手垂在身侧，没拿东西，手指上有一道粉笔灰没擦干净，白白的，嵌在指纹里。
我叫了声“妈”。她好像没听到。我又叫了一声，声音大了一点。她扭过头来，动作有些慢：“嗯？”
“你。你真要辞职啊？”
母亲没有马上回答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那道粉笔灰还在。她用手指搓了搓它，没搓掉。然后她说：“嗯。”
“剧团能办起来吗？”
她看了我一眼。
那种看，不是看孩子的看，是看一个“人”的看，目光里有审视，有打量，还有一点别的什么。
她说：“不知道。但总得试试。”
冬天的阳光薄薄的，白白的，没什么温度，透过光秃秃的树枝，在地上画出细细的影子，影子随着风轻轻晃动，像水里的波纹。
冷。
但不刺骨，是那种“快要开春了但还没开”的冷。
远处有狗在叫，不是凶猛的叫，是懒洋洋的，叫两声就停了。
母亲刚才挂了电话，话筒搁在座机上的声音还在耳边，咔嗒一声。
然后安静了。
偶尔有邻居家飘来的炒菜味，快到晚饭时间了，葱花下锅的滋啦声隐约可闻。
母亲看起来不一样了，不是外表，是那种感觉。
她站在门口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像一棵树，一棵站在风里的树，叶子落了，枝条被风吹得摇晃。
但根还在土里。
她站了很久，久到我在石桌边坐不住了，久到太阳又往西沉了一点。
她转身回屋，脚步不快不慢，羽绒服摩擦的声音沙沙的。
那个背影。我后来想，已经不是“张老师”了。
春天还没来。但冷的日子。可能不多了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着母亲站在门口的样子。
那个背影。
那道粉笔灰。
她说的那句“总得试试”。
我又翻了个身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个白色的长方形。
我看着那块光，看了很久。
我不知道剧团能不能办成。
母亲自己也不知道。
但她决定了。
她决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去做，从小到大她都是这样。
姥爷说得对。
她认准的事儿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窗外的风又大了一些，树枝的影子在月光里晃动，像有人在挥手。
我闭上眼睛，耳边还回响着母亲的声音。
“总得试试。”
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一点。
我放学回来的时候，冬天的天黑得早。
村口的电线杆上那盏灯已经亮了，黄黄的，照着一小片地面。
我推着自行车拐进胡同，车链子哗啦啦响着，在安静的胡同里格外刺耳。
然后我看到了，家门口站着几个人。
不是围成一堆的那种，是散着的，各站各的，像被风吹散了又忘了聚回来。
王婶靠着墙根，两手抄在袖筒里。
刘大爷蹲在自家门口的石墩上，烟头在黑暗中一明一灭。
看到我，有人扭过脸去。
有人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凝成一团白雾，很快就散了。
我把自行车靠到墙根，车架碰在墙上，当啷一声。
奶奶从堂屋出来，眼眶红着，但没哭。
老年人的红眼眶和年轻人的不一样，是那种眼皮皱巴巴地肿着的红。
她说：“你姨夫没了。”
我愣在原地——后来想不起来自己当时是什么表情。
我只记得风从领口灌进去，冷，毛衣领子被风掀起来的那一下，像有人在我脖子上放了一块冰。
王伟超从人群里走出来，拉了我一把：“走吧，先去我家。”他的手劲儿很大，拉得我肩膀一歪。我顺着他的力道走了两步，又停住了。
我说：“咋死的？”
他压低声音：“修坟，给人家的墓碑砸的，当场就不行了。”
修坟，墓碑砸死的。
这些字在我脑子里转了一圈，没有形成任何画面。
我回头看自家堂屋，日光灯的光从门口泄出来，白得发蓝。
母亲不在那光里。
那一片白光空荡荡的，像缺了什么东西的牙齿。
冬天的傍晚，天已经全黑了，路灯黄黄的，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，又缩得很短。
堂屋的日光灯白得晃眼。
我眯了一下眼睛。
风从枯树枝间穿过去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有人在远处哭。
邻居们在小声说话，说什么听不清，声音低低的，像怕惊动了什么。
没有人哭——至少院子里没有。
冬天傍晚的气味飘在空气里，各家各户的煤炉子味，炊烟味，还有干冷空气特有的那种味道——说不清，像金属，又像灰尘。
我站在院子里，手在自行车把上冻得发僵，十个指头都木了。我松开手，活动了一下手指，指节咔咔响了两声，没有人听到，也没有人看我。
没有人知道我现在应该做什么，应该哭吗？应该进屋吗？应该问点什么吗？
我不知道——我什么都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陆永平死了。
这个人。
这个让我母亲哭过也笑过的人——这个我在胡同口看到过无数次的人。
他死了。
我脑子里什么都没想，真的什么都没想，就是冷，冷得脚趾头都麻了，冷得鼻尖冰凉，冷得眼眶发酸。
但那不是想哭的酸，是冷出来的酸。
葬礼那天早上。我醒来的时候天是灰的，没有太阳，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。我从被窝里坐起来，冷气一下子钻进来。我打了个哆嗦。
奶奶已经在客厅里了。
她穿着一件黑棉袄，头发梳得光光的，脸上的表情是那种葬礼上该有的表情，严肃的，哀伤的。
但又带着一点客套。
她看了我一眼，说：“穿厚点，今天冷。”
二
陆永平的灵堂设在西水屯老宅。
我跟奶奶去的时候，远远就看到了那片白，白布，白花，白挽联，在冬天的灰暗天色下像一块补丁。
补丁这个词从我脑子里冒出来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不该这么想。
但那个画面就是这样，灰蒙蒙的天，灰秃秃的村子，中间扎着一片扎眼的白，像一个伤口上贴的纱布。
走近了，我听到唢呐声，尖利的，刺耳的，把空气撕成一条一条的。
那声音从耳朵钻进来，一直钻到后脑勺。
我的太阳穴跳了两下。
唢呐手是个瘦老头，鼓着腮帮子，眼睛半闭着，完全沉浸在自己的声音里。
他吹出的每一个音符都像一把钝刀子，来回拉。
我在人群里找母亲，没有。
院子里没有，堂屋里没有，灵堂里也没有。
大姨张凤棠跪在灵前。
她已经不是陆永平的妻子了。
但她还是来了，穿着一身黑，黑棉袄，黑布裤，黑布鞋，从背后看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。
眼睛肿着，肿成了一条缝。
她哭的时候不嚎，是闷着的，肩膀一抽一抽的，像把哭声整个咽进了肚子里，有时候咽不下去了，就从鼻子里发出一声长长的气音，像叹息，又不像。
我站在角落里，风把白布吹得哗哗响。那声音像有人在翻一本很厚的书，翻了一页，又翻一页。
有人问：“凤兰呢？”
奶奶低声说：“在家。”
那人没再问。
但我发现很多人都在偷偷看我。
那种看，不是平常的看，是“知道了什么”的看，目光落在我身上，又很快移开，像被烫了一下。
我的脸烧起来，不是害羞的那种烧，是窘迫的，是“我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但我没法解释”的那种烧。
冬天的阴天，灰白的，没有影子，灵堂里的白炽灯照着白花，所有东西都是白的，白布，白纸，白蜡烛。
零度上下，站着不动脚就麻了。
我在原地跺了跺脚。
唢呐声一响，手臂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。
那声音尖利，刺耳，间或有哭声爆发出来，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拔高，又突然断了，像一根绷紧的橡皮筋，啪地断了。
烧纸的噼啪声，火苗舔着黄纸，纸张卷起来，变黑，化成灰。
风把白布吹得哗哗响，烧纸的焦糊味混着冬天干冷的空气，还有花圈上纸花的味道。
那种纸花有一股刺鼻的颜料味，混着糨糊的酸味。
张凤棠的样子看起来完全不一样了，头发随便扎着，没有像以前那样抹得油光。
她妈没来。
有人说她去陆永平家闹了一上午，闹了什么，没有人细说。
但每个人都好像知道。
我始终没看到母亲出现在葬礼上。
这就够了，比任何描写都更有力。
有人端了一碗热汤给我。
我不认识那个人，一个中年妇女，穿着黑棉袄。
她把碗递过来。
我接住了。
汤是热的，白色的，飘着几片葱花。
我喝了一口，咸的，没什么特别的味道。
但我端着那碗汤，手暖和了一点。
唢呐声又响起来了，比刚才更刺耳。那个瘦老头吹得额头上的青筋都暴起来了。他的腮帮子鼓得像两个气球。
我喝完汤，把碗还给那个人。她看了我一眼，想说什么，没说出来，接过碗走了。
我站在角落里，又站了很久。
三
我回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。母亲在家，在自己的房间里。
我推门进院子，门轴发出吱呀一声，堂屋的灯是黑的，只有走廊的灯亮着。
那盏小瓦数的，平时晚上去厕所才开的光，昏昏的，像一只倦了的眼睛。
我愣了一下。
奶奶还没回来，院子里没有人，安静得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。
我穿过走廊，走廊的水泥地冰凉，透过鞋底传上来，走到自己房间门口。
我站住了，有声音，很轻，像猫叫，从父母卧室的方向传过来的。
我侧过头去听，心跳声突然变得很响，砰砰的，几乎盖过了那个声音。
我屏住呼吸。
是从那边来的，关着的门背后，压着的，闷着的，断断续续的。
走廊的灯光照不到那扇门。
它是一片暗影。
但我能分辨出那扇门的轮廓，木头的颜色已经被年月染成了深褐色，门把手上挂着一件旧衣服，黑暗中看不太清颜色。
没有语言，只有声音。
母亲在哭，不是嚎啕大哭，是闷在被子里哭的那种，压着的，断断续续的，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。
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，几个小时？
从下午到现在？
我站在走廊里，想敲门，手抬起来了，手指离门板大概两寸的距离，没有敲。
我停在那里，手指在空气中僵着。
我不知道自己站在那里多久。后来腿麻了，从小腿肚子开始，一点一点往上爬，像有无数根细针在扎。
我回了房间，脱下外套，外套搭在椅背上，发出窸窣的声音。
我躺到床上，床板咯吱响了一声。
我盯着天花板，天花板上有一条裂缝，从墙角一直延伸到日光灯管的底座。
我每天都看到它。
但从来没有认真看过，今天也没有。
我只是让眼睛固定在一个点上。
母亲的哭声穿过墙壁传过来，细得像一根针。
我把被子蒙在头上，被子里有洗衣粉的味道。
那根针还是扎了进来。
我翻了个身，床板又咯吱响了一声。
我把枕头压在耳朵上，压了一会儿，又拿开了。
我想起陆永平活着时的样子。
那张黑脸。
那双小眼睛。
那股柴油味，冬天他从三轮车上跳下来，搓着手喊“兰姐”的样子。
他往家里送东西，一大袋子水果，几条鱼，有时候是半扇猪肉。
他坐在堂屋里喝茶，翘着二郎腿，大声说话，笑的时候露出满口黄牙。
他看母亲的眼神。
我记起很多我不愿意记起的事情。
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闪过，像放幻灯片。
但很奇怪。
我并不觉得痛快。
我以为我会。
我想象过陆永平倒霉的样子，想过他会出事，想过他死。
但现在他真的死了。
我不觉得痛快。
一点都不。
母亲的哭声还在，闷闷的，从墙壁那边传过来。我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。它像一个干涸的河床。
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的。
四
葬礼之后几天。母亲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。
那天是周六。
我从楼上下来，楼梯的木踏板在我脚下嘎吱嘎吱响着。
我看到姥姥坐在客厅里。
这很少见。
姥姥平时不常来。
她住在城南，骑自行车要半小时。
她的脸色不好看，铁青着，像冬天早上结了冰的水面。
母亲坐在对面，背对着楼梯口。
我只能看到她的后脑勺和肩膀。
她的肩膀平着，没有缩着，没有耸着，就那么平着，看不出她在想什么。
我不敢走过去，停在楼梯拐角，拐角处有一盆橡皮树，叶子落了一层灰。我站在橡皮树后面，屏住呼吸。但我听到了。
姥姥说：“你疯了？”
母亲没有回答。
姥姥又说了一遍：“你疯了是不是？二中那个位置，多少人盯着。你说辞就辞？”
母亲的声音很平：“我想好了。”
“你想好什么了？”姥姥的声音尖起来，像指甲划过黑板。“你一个女的，单枪匹马去跑剧团。你以为你是谁？”
母亲没有接话。她坐在那里，一动不动，连呼吸的起伏都看不出来。
姥姥站起来。她站起来的时候，藤椅发出吱嘎一声。她走了两步又停住：“你爸知道不？”
母亲说：“知道。”
“他同意了？”
母亲沉默了一会儿。那沉默很长，长到姥姥的眉头皱了起来，长到我屏住的那口气快要憋不住了。然后她说：“他不同意。但我已经定了。”
姥姥看着女儿，看了很久，久到窗外有汽车经过，久到客厅里的钟敲了半点的报时，咚，一声。
然后她叹了口气。
那口气很长，长到我觉得姥姥把一辈子的力气都用在这个叹气上了。
她的肩膀塌下去，整个人矮了一截。
上午的光线从客厅窗户照进来，照在茶几上那杯没动过的水上，水已经完全凉了，杯壁上凝着细密的水珠。
屋里不冷。
但气氛让人发冷，不是温度上的冷，是骨头缝里的那种冷。
姥姥的叹气声很长，杯子碰到茶几的声音很轻，叮，墙上的钟滴答，滴答，指针不紧不慢地走着，一秒一秒，时间还在往前走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时间都在往前走。
姥姥身上带着外面空气的味道，混着屋里热水的蒸汽味，还有一种老年人身上特有的气味，说不清楚，洗衣粉和樟脑丸混在一起的味道。
“凤兰啊。”姥姥说。她停了一下，喉咙里发出一声含糊的声响，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里。“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？”
母亲站起来，藤椅在身后轻轻响了一声。她的声音仍然很平：“知道。我教了十几年书了，够了。”
她转身的时候，我往后退了一步，脚后跟碰到墙壁，发出轻轻的咚的一声。
她有没有看到我。
她的视线从我站的方向扫过，没有停留，像扫过一个空荡荡的角落。
我不确定她有没有看到我。
也许她看到了。也许她什么都没看到。
五
一个周末的下午。
我在院子里写作业。
其实就是把书本摊在石桌上，发呆。
数学书翻到第几章了，我不知道，笔握在手里，笔尖在草稿纸上画着毫无意义的圆圈，一个，两个，三个。
阳光薄薄的，没什么温度，照在脸上，只让人觉得晃眼，不觉得暖和。
我听到堂屋里有动静。
母亲在打电话，声音不高不低，听不出情绪。
她的声音穿过门帘传过来，像隔着一层水。
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，只听到尾音上扬或下降的轮廓。
挂了电话，嗒的一声。
然后脚步声。
她走出来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。
她扎着低马尾，没有像以前那样认真梳理，有几缕垂在脸侧，没有化妆，嘴唇有点干，起了一层白皮，眼眶下面有一圈浅青色的阴影，像被人用手指蘸了颜料轻轻抹上去的。
她最近睡得不好。
她看着院子外面，没有焦点，目光穿过石榴树的枝桠，落在不知什么地方，像在想事情，又像什么都没想。
穿一件旧羽绒服，深蓝色的，领口磨得有点发白，拉链没拉到头，露出里面那件枣红毛衣的领子，黑色踩脚裤，裤脚有一小块泥渍，棉拖鞋，脚后跟踩下去了，当趿拉板穿，走起路来啪嗒啪嗒的。
手垂在身侧，没拿东西，手指上有一道粉笔灰没擦干净，白白的，嵌在指纹里。
我叫了声“妈”。她好像没听到。我又叫了一声，声音大了一点。她扭过头来，动作有些慢：“嗯？”
“你。你真要辞职啊？”
母亲没有马上回答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。那道粉笔灰还在。她用手指搓了搓它，没搓掉。然后她说：“嗯。”
“剧团能办起来吗？”
她看了我一眼。
那种看，不是看孩子的看，是看一个“人”的看，目光里有审视，有打量，还有一点别的什么。
她说：“不知道。但总得试试。”
冬天的阳光薄薄的，白白的，没什么温度，透过光秃秃的树枝，在地上画出细细的影子，影子随着风轻轻晃动，像水里的波纹。
冷。
但不刺骨，是那种“快要开春了但还没开”的冷。
远处有狗在叫，不是凶猛的叫，是懒洋洋的，叫两声就停了。
母亲刚才挂了电话，话筒搁在座机上的声音还在耳边，咔嗒一声。
然后安静了。
偶尔有邻居家飘来的炒菜味，快到晚饭时间了，葱花下锅的滋啦声隐约可闻。
母亲看起来不一样了，不是外表，是那种感觉。
她站在门口的时候，我觉得她像一棵树，一棵站在风里的树，叶子落了，枝条被风吹得摇晃。
但根还在土里。
她站了很久，久到我在石桌边坐不住了，久到太阳又往西沉了一点。
她转身回屋，脚步不快不慢，羽绒服摩擦的声音沙沙的。
那个背影。我后来想，已经不是“张老师”了。
春天还没来。但冷的日子。可能不多了。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想着母亲站在门口的样子。
那个背影。
那道粉笔灰。
她说的那句“总得试试”。
我又翻了个身，窗外的月光照进来，在地上画出一个白色的长方形。
我看着那块光，看了很久。
我不知道剧团能不能办成。
母亲自己也不知道。
但她决定了。
她决定了的事情，就会去做，从小到大她都是这样。
姥爷说得对。
她认准的事儿，九头牛都拉不回来。
窗外的风又大了一些，树枝的影子在月光里晃动，像有人在挥手。
我闭上眼睛，耳边还回响着母亲的声音。
“总得试试。”
我翻了个身，把被子裹紧了一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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