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第二次去翻母亲的东西，已经不像第一次那么紧张了。不是不怕，是那种”怕”变成了另一种东西。你知道不对，但你的手不听话。手指碰到抽屉拉手的时候，凉意从金属表面传到指腹，和上次一样凉，但这次手掌没有出汗了。
那天母亲去平阳办事了。
她说要跑一趟文化局，当天回不来，晚上住姥姥家。
出门前她给我留了饭，炒好了装在碗里，上面扣了一个盘子，放在冰箱第二层。
案板上压了张纸条：“中午自己热一下。晚上去你姥家吃。”
我站在厨房里看了那张纸条一会儿。
她的字，钢笔写的，笔画圆圆的，整整齐齐。
我吃了午饭。
洗了碗。
坐在客厅里看了会儿电视。
三点多的时候，阳光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亮晃晃的一块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母亲房间门口。
门没锁。
我推门进去。
她出门前收拾过，床铺得很平，枕头拍松了放在床头。
窗户关着，窗帘拉了一半。
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是她常用的那瓶润肤霜的味道。
衣柜关着。
梳妆台上那面小圆镜子立着，反射着窗外的光。
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。抽屉拉开的时候卡了一下，导轨不太顺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木料摩擦声。
东西不多，几把梳子，一盒发夹，一瓶指甲油，一瓶风油精。
指甲油是透明的，盖子拧得很紧，很久没用过了。
梳齿里缠着几根头发，黑色的，短的。
一个旧钱包，里面有几张零钱，一张超市会员卡。
还有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空的，边角有点磨损。
那个深蓝色绒面的小盒子，不在抽屉里。我关上了抽屉。关上的时候又卡了一下，同样的位置。
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。目光扫了一遍，床底，柜顶，窗台。最后落在衣柜上。
我打开衣柜。
她的衣服不多。
几件衬衫，两条裙子，一件外套，在衣架上挂着。
叠好的T恤和裤子整整齐齐码在隔板上。
最上层，放着几样不常用的东西，一条薄毛毯，一个不用的枕头，一个鞋盒。
我伸手去够那个鞋盒。够到了。打开，里面是一双旧皮鞋，母亲很久以前穿的，鞋跟磨偏了。我摸了摸鞋盒底部，手指碰到了一张纸。
我抽出来。
是一张购物小票。
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不是揉成一团随手塞进去的，是刻意叠好了放在鞋盒底部的。我打开来。
超市名：“平海百货大楼”。日期，2001年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我一行一行往下看。
“银质耳钉（一对）”，单价：两百八十元。
数量：一。
金额：两百八十元。
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。
两百八十元，对当时来说不算少。
母亲自己买东西从来不舍得。
她买菜会为了几毛钱跟摊贩讲价，买衣服只买打折的。
她的那件碎花棉袄穿了好几年，领口的扣子掉了，她用针线补了一颗不一样的上去，也不换新的。
两百八十元。一副耳钉。
下面还有一行：“附赠，银质耳链一条”。赠品。
我把小票叠好，放回原处，按原来的折痕叠的。然后把鞋盒放回衣柜最上层。关好柜门。
我走到窗边。
窗外的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。
阳光照在树叶上，每一片都亮闪闪的。
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
两百八十元。
5月20日，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数字在脑海里排成一排，清晰得像印在纸上一样。
那天是星期几？她在哪里？谁和她在一起？百货大楼三楼的金银首饰柜台。她是一个人站在玻璃柜前弯下腰看的，还是有人站在她旁边，指着某一副耳钉说”这个好看”？
这个念头一旦进来了，就再也赶不走了。
---
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。
太阳从西边挪到了更西边。
地板上那块亮晃晃的光慢慢移动，从茶几下面移到了墙角，然后暗了下去。
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
脑子里反复出现那行字，
“银质耳钉（一对）。”
两百八十元。她自己买的，还是别人送的？
如果是别人送的，为什么小票在她手里？如果是她自己买的，为什么要把小票藏起来？
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我在哪里？
我想了想。
那个时间点我应该在学校。
在上课。
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。
我坐在教室里，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。
我在下面写作业。
我不知道那个下午，在平海百货大楼的某个柜台前，有人买了一副银耳钉。
两百八十元。
我突然想到一个事，5月20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，正是放学的时间。
我大概在教室里收拾书包，准备回家。
母亲在百货大楼里买耳钉，戴着新买的耳钉。
然后回家，做饭。
跟平常一样。
我什么也没注意到。
但那副耳钉。
后来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它戴在她耳朵上。
我注意到它的时候。
她已经戴了好几天了。
可能从我第一次在排练厅看到她的那一次，就已经是那副耳钉了。
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的。
我站起来，在客厅里走了两圈。又坐下来。窗外的太阳又往西挪了一点，地板上那块光变成了斜长的形状，从茶几下面移到了墙角。
小票。日期。时间。价格。两百八十元。银质耳钉是一对。
这些我从来不会注意的东西，现在它们突然变得重要了。
我记住它们，就像记住一个人的脸一样自然。
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记住。
只是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。
物证。
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词。
物证。不是我的词，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在小说里读到的。犯罪现场留下的东西，一个脚印，一根头发，一个烟头，用它来证明发生过什么。
可我在证明什么？
我坐在客厅里。
天快黑了，窗外的光线变成了灰蓝色。
我没有开灯。
我坐在黑暗里，像母亲曾经那样，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什么都没想，又好像什么都在想。
我不是在证明什么。
我只是在收集。
像一个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的人，把看到的每一块碎片都捡起来，放进口袋里。
不知道最后能拼成什么。
但总觉得，少了一块就拼不出来了。
晚上我去姥姥家吃饭。
姥姥包了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。
母亲也在。
她坐在桌边，面前放着一碟醋。
我进去的时候，她正在和姥姥说话，说剧团的事，评剧学校的审批下来了，场地还在谈。
她说话的时候，耳垂上的银耳钉在灯光下亮了一下，屋里日光灯的光，白白的，打在银色的表面上，细碎的一闪。
她的头发刚刚洗过，还带着洗发水的味道，从她那边飘过来，不是家里那瓶蜂花的味道。
换了牌子。
味道淡一些，带一点花香。
我移开视线。
在桌边坐下。
桌上的醋碟旁边搁着一头蒜。
我拿起一头，自己开始剥。
蒜皮很薄，贴在肉上，不太好剥。
我慢慢地撕着。
指甲掐进蒜皮里，能感到蒜瓣的硬和凉。
姥姥端了一盘饺子过来，放在桌子中央。
热气升起来，白雾雾的，在灯光下像一层薄纱。
她看了母亲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大概觉得我们母子之间的气氛有点奇怪。
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转身回厨房去了。
锅里的水又开了，咕嘟咕嘟的。
她又下了一盘饺子。
“林林最近瘦了，”姥姥端了一盘饺子过来，”你妈是不是没好好给你做饭？”
“做了。”我说。
“做了？那怎么还瘦了？”
“夏天，吃不下。”
姥姥摇头，又端了一盘过来。饺子热气腾腾的，盘底垫了一层蒜末。醋是姥姥自己调的，加了香油和一点辣椒油。母亲夹了一个饺子，在醋碟里蘸了一下，送到嘴里。嚼了两下，点了点头，”好吃”。
她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晚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坐在娘家吃饭。和姥姥闲聊。吃饺子蘸醋。和任何一个女儿、任何一个母亲，一模一样。
如果不是那个鞋盒底部的购物小票。她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区别。
我低头吃饺子。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
---
母亲洗碗的时候，我站在厨房门口。
门框的木漆有些剥落了，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。
我用指甲抠了一小块漆皮下来，在指间碾碎，漆皮变成了粉末，浅褐色的。
水龙头开着，哗哗的。
她弯着腰，把洗好的碗放进沥水架。
洗洁精的泡沫被冲走，碗底露出白色的瓷面，干干净净的。
她的袖子卷高了，小臂上沾着水珠。
手腕上戴着一块表，老式的，金属表带，表盘有点花了。
她洗碗的时候表盘翻到了手腕内侧。
她低头看了看时间。
然后又继续洗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她没回头。手上的动作没停，拿起另一只碗，冲水，放好。
“你那副耳钉。你自己买的？”
水声停了一下。就一下，水声顿了半秒。然后继续。她的手在水里停了一下。然后继续洗那只碗。她没有回头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怎么。随便问问。”
她关上水龙头。
厨房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水管里残余的水流滴了几声，嘀嗒，嘀嗒。
然后也停了。
她甩了甩手上的水。
转过身来看着我。
水珠还在她指尖上。
她没擦，就那么湿着手。
“好看吗？”
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。就是很普通地问——你觉得好看吗。像问”菜咸不咸”一样自然。但她的眼睛。她看着我的时候，比平时多停了一秒。好像在等我说什么，又好像在确认我会怎么回答。那多出的一秒，像一个很小的裂缝，刚好够什么东西从里面漏出来。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“好看。”我说。声音有点发紧。我清了清嗓子。
她笑了一下。
她把擦过手的毛巾挂回钩子上。
手指在毛巾上捋了一下，把褶皱抹平了。
然后才松开手。
毛巾在钩子上晃了两下，慢慢停住了。
她从我身边走过去，经过的时候，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。
手是湿的，凉凉的，拍在头发上，微微的湿度。
“行了。别瞎琢磨了。”
她走出了厨房。
脚步声在客厅里响了几步。
然后在沙发那边停下。
我听到她坐下来的声音，沙发弹簧沉了一下。
然后姥姥和她说起了别的事。
声音隔着墙传过来，含含糊糊的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
电视的声音也在响，换了一个频道——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从客厅传过来，熟悉的旋律，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响起的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。水池里还有一只碗没洗，泡在水里，水面漂着几滴油花。我伸手把那只碗洗了。冲干净。放进沥水架。
手上的水没擦干。我站在那儿，湿着手，看着手掌上慢慢干掉的纹路。掌心朝上，五根手指微微张开。水分的边界在皮肤上慢慢缩小，从整个手掌缩到掌心的位置，缩成一团，最后蒸发干净。我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，也干了。刚才她说”别瞎琢磨”的时候，语气没有变化。但正因为没有变化，才让我觉得不对。
一个被问”你自己买的”的人，如果不是自己买的，应该会解释什么吧？至少会说”不是””一个朋友送的”，像上次李霞问的时候她说的那样。但这次她没有。她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，”好看吗”，用另一个问题挡住了这一个。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太多了。可能是。
但那张小票上的数字。我还记得。两百八十元。2001年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我记得。
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房间。
躺下来。
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和前几天一样。
我伸手摸到床头的空水杯。
端起来，没有水，又放下了。
杯底碰到木质床头柜，发出一声短促的钝响，咚。
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弹了一下就消失了，然后沉默重新合拢。
在黑暗里，我盯着天花板。
那里有一条细长的裂纹，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。
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。
可能早就有了。
但今天晚上。
它突然变得特别清楚。
像一条地图上的线，从一个点出发，延伸到你看不到的地方。
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响，呼，吸，像涨潮退潮。
在黑暗里，我又想起那个小票上的字迹。收银机的打印字，蓝色的油墨，有些地方被手汗浸得模糊了。但”银质耳钉”四个字还很清楚。”平海百货大楼”几个字也很清楚。百货大楼，在县城中心，离剧团不算远。三楼是金银首饰柜台。我去过那里，陪同学买过东西。柜台很长，玻璃擦得很亮，灯光照在首饰上面，闪闪发亮。营业员穿着深蓝色的制服，站在柜台后面。我试着想象母亲站在那个柜台前，弯下腰，隔着玻璃看里面的耳钉。但我想象不出来。我不知道她是一个人去的，还是有人陪她去的。我不知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有没有犹豫。我不知道她是自己选的，还是别人帮她选的。
我翻了个身。
枕头有点热，翻过来，凉的那一面贴着脖子。
但翻过来之后凉的那一面也开始变热了。
我闭上眼。
那张小票在黑暗里浮起来，叠痕的位置，字迹的排列，数字的大小写，全都清清楚楚的。
从那天开始。我开始注意很多东西。母亲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她穿什么衣服出门，和回来时是不是同一套。她接电话的时候，走到哪个角落。她说”剧团有事”的频率。她包里有没有新的东西，一张名片，一支笔，一包纸巾，以前她包里没有的东西。我开始留意她放在鞋柜上的钥匙串，多了一把银色的钥匙，我不认识是哪扇门的。我开始留意她手机充电的频率，以前两天充一次，现在每天都要充。我开始留意她换下来的衣服，有没有陌生的气味，有没有不属于家里的线头或毛发。我把这些全都记住了，记在脑子里。没有写在任何地方。但我知道——这些东西以后可能会用上。就像一个还没发生的案件。我提前在收集证据。
有一天下午，我在母亲的梳妆台上看到了一张名片。
白色的，简单，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。
名字是三个字。
我不认识。
我把名片翻过来，背面是空白。
没有单位名称，没有职务说明。
我拿起来看了看，纸质挺括，字是烫金的。
名片边角有一点压痕，大概是被夹在什么东西里压出来的。
我放回原位，按原来的角度放的。
那张名片搁在梳妆台边缘，和梳子并排。
后来。
那张名片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我不知道母亲收起来了，还是丢了。
但我记住了那个名字。
那三个字我查过一次，县城里的一个什么公司的经理。
网上关于他没什么特别的信息。
但那个名字。
我记下来了。
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。
就像那个小票上的日期。
我记下来了。
这些东西单独看，什么都不算。
一个日期，一个名字，一副耳钉。
但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就有了形状。
一个我不认识的形状。
像拼图少了一块。
你知道它在哪，但你的手够不到。
但我在等它慢慢清晰。
没有再见。
但也没有忘记。
那张名片上的三个字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。
但在街上偶尔看到相似的字形，我会停下来多看一眼。
不是故意要记住，是那三个字自己长在脑子里了。
像一株不需要浇水就能活的植物。
那天母亲去平阳办事了。
她说要跑一趟文化局，当天回不来，晚上住姥姥家。
出门前她给我留了饭，炒好了装在碗里，上面扣了一个盘子，放在冰箱第二层。
案板上压了张纸条：“中午自己热一下。晚上去你姥家吃。”
我站在厨房里看了那张纸条一会儿。
她的字，钢笔写的，笔画圆圆的，整整齐齐。
我吃了午饭。
洗了碗。
坐在客厅里看了会儿电视。
三点多的时候，阳光从西边的窗户照进来，照在地板上，亮晃晃的一块。
我站起来，走到母亲房间门口。
门没锁。
我推门进去。
她出门前收拾过，床铺得很平，枕头拍松了放在床头。
窗户关着，窗帘拉了一半。
房间里有一股淡淡的香味，是她常用的那瓶润肤霜的味道。
衣柜关着。
梳妆台上那面小圆镜子立着，反射着窗外的光。
我打开梳妆台的抽屉。抽屉拉开的时候卡了一下，导轨不太顺，发出一声短促的木料摩擦声。
东西不多，几把梳子，一盒发夹，一瓶指甲油，一瓶风油精。
指甲油是透明的，盖子拧得很紧，很久没用过了。
梳齿里缠着几根头发，黑色的，短的。
一个旧钱包，里面有几张零钱，一张超市会员卡。
还有一个牛皮纸的信封，空的，边角有点磨损。
那个深蓝色绒面的小盒子，不在抽屉里。我关上了抽屉。关上的时候又卡了一下，同样的位置。
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。目光扫了一遍，床底，柜顶，窗台。最后落在衣柜上。
我打开衣柜。
她的衣服不多。
几件衬衫，两条裙子，一件外套，在衣架上挂着。
叠好的T恤和裤子整整齐齐码在隔板上。
最上层，放着几样不常用的东西，一条薄毛毯，一个不用的枕头，一个鞋盒。
我伸手去够那个鞋盒。够到了。打开，里面是一双旧皮鞋，母亲很久以前穿的，鞋跟磨偏了。我摸了摸鞋盒底部，手指碰到了一张纸。
我抽出来。
是一张购物小票。
叠得整整齐齐的，不是揉成一团随手塞进去的，是刻意叠好了放在鞋盒底部的。我打开来。
超市名：“平海百货大楼”。日期，2001年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我一行一行往下看。
“银质耳钉（一对）”，单价：两百八十元。
数量：一。
金额：两百八十元。
我盯着那个数字看了一会儿。
两百八十元，对当时来说不算少。
母亲自己买东西从来不舍得。
她买菜会为了几毛钱跟摊贩讲价，买衣服只买打折的。
她的那件碎花棉袄穿了好几年，领口的扣子掉了，她用针线补了一颗不一样的上去，也不换新的。
两百八十元。一副耳钉。
下面还有一行：“附赠，银质耳链一条”。赠品。
我把小票叠好，放回原处，按原来的折痕叠的。然后把鞋盒放回衣柜最上层。关好柜门。
我走到窗边。
窗外的白杨树被风吹得哗哗响。
阳光照在树叶上，每一片都亮闪闪的。
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。
两百八十元。
5月20日，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数字在脑海里排成一排，清晰得像印在纸上一样。
那天是星期几？她在哪里？谁和她在一起？百货大楼三楼的金银首饰柜台。她是一个人站在玻璃柜前弯下腰看的，还是有人站在她旁边，指着某一副耳钉说”这个好看”？
这个念头一旦进来了，就再也赶不走了。
---
我在客厅里坐了很久。
太阳从西边挪到了更西边。
地板上那块亮晃晃的光慢慢移动，从茶几下面移到了墙角，然后暗了下去。
我坐在沙发上一动不动。
脑子里反复出现那行字，
“银质耳钉（一对）。”
两百八十元。她自己买的，还是别人送的？
如果是别人送的，为什么小票在她手里？如果是她自己买的，为什么要把小票藏起来？
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我在哪里？
我想了想。
那个时间点我应该在学校。
在上课。
那是一个普通的星期二。
我坐在教室里，老师在讲台上讲什么。
我在下面写作业。
我不知道那个下午，在平海百货大楼的某个柜台前，有人买了一副银耳钉。
两百八十元。
我突然想到一个事，5月20日下午三点四十七分，正是放学的时间。
我大概在教室里收拾书包，准备回家。
母亲在百货大楼里买耳钉，戴着新买的耳钉。
然后回家，做饭。
跟平常一样。
我什么也没注意到。
但那副耳钉。
后来有一天，我看到了它戴在她耳朵上。
我注意到它的时候。
她已经戴了好几天了。
可能从我第一次在排练厅看到她的那一次，就已经是那副耳钉了。
我没有问她从哪里来的。
我站起来，在客厅里走了两圈。又坐下来。窗外的太阳又往西挪了一点，地板上那块光变成了斜长的形状，从茶几下面移到了墙角。
小票。日期。时间。价格。两百八十元。银质耳钉是一对。
这些我从来不会注意的东西，现在它们突然变得重要了。
我记住它们，就像记住一个人的脸一样自然。
我甚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记住。
只是觉得以后可能会用到。
物证。
我脑子里突然冒出这个词。
物证。不是我的词，是在电视上看到的，在小说里读到的。犯罪现场留下的东西，一个脚印，一根头发，一个烟头，用它来证明发生过什么。
可我在证明什么？
我坐在客厅里。
天快黑了，窗外的光线变成了灰蓝色。
我没有开灯。
我坐在黑暗里，像母亲曾经那样，一个人坐在客厅里，什么都没想，又好像什么都在想。
我不是在证明什么。
我只是在收集。
像一个自己也不知道在找什么东西的人，把看到的每一块碎片都捡起来，放进口袋里。
不知道最后能拼成什么。
但总觉得，少了一块就拼不出来了。
晚上我去姥姥家吃饭。
姥姥包了饺子，猪肉白菜馅的。
母亲也在。
她坐在桌边，面前放着一碟醋。
我进去的时候，她正在和姥姥说话，说剧团的事，评剧学校的审批下来了，场地还在谈。
她说话的时候，耳垂上的银耳钉在灯光下亮了一下，屋里日光灯的光，白白的，打在银色的表面上，细碎的一闪。
她的头发刚刚洗过，还带着洗发水的味道，从她那边飘过来，不是家里那瓶蜂花的味道。
换了牌子。
味道淡一些，带一点花香。
我移开视线。
在桌边坐下。
桌上的醋碟旁边搁着一头蒜。
我拿起一头，自己开始剥。
蒜皮很薄，贴在肉上，不太好剥。
我慢慢地撕着。
指甲掐进蒜皮里，能感到蒜瓣的硬和凉。
姥姥端了一盘饺子过来，放在桌子中央。
热气升起来，白雾雾的，在灯光下像一层薄纱。
她看了母亲一眼，又看了我一眼，大概觉得我们母子之间的气氛有点奇怪。
但她什么也没说。
转身回厨房去了。
锅里的水又开了，咕嘟咕嘟的。
她又下了一盘饺子。
“林林最近瘦了，”姥姥端了一盘饺子过来，”你妈是不是没好好给你做饭？”
“做了。”我说。
“做了？那怎么还瘦了？”
“夏天，吃不下。”
姥姥摇头，又端了一盘过来。饺子热气腾腾的，盘底垫了一层蒜末。醋是姥姥自己调的，加了香油和一点辣椒油。母亲夹了一个饺子，在醋碟里蘸了一下，送到嘴里。嚼了两下，点了点头，”好吃”。
她看起来和一个普通的晚上没有任何区别。坐在娘家吃饭。和姥姥闲聊。吃饺子蘸醋。和任何一个女儿、任何一个母亲，一模一样。
如果不是那个鞋盒底部的购物小票。她和任何一个普通的女人没有区别。
我低头吃饺子。嚼了很久才咽下去。
---
母亲洗碗的时候，我站在厨房门口。
门框的木漆有些剥落了，露出底下灰白色的木头。
我用指甲抠了一小块漆皮下来，在指间碾碎，漆皮变成了粉末，浅褐色的。
水龙头开着，哗哗的。
她弯着腰，把洗好的碗放进沥水架。
洗洁精的泡沫被冲走，碗底露出白色的瓷面，干干净净的。
她的袖子卷高了，小臂上沾着水珠。
手腕上戴着一块表，老式的，金属表带，表盘有点花了。
她洗碗的时候表盘翻到了手腕内侧。
她低头看了看时间。
然后又继续洗。
“妈。”
“嗯？”她没回头。手上的动作没停，拿起另一只碗，冲水，放好。
“你那副耳钉。你自己买的？”
水声停了一下。就一下，水声顿了半秒。然后继续。她的手在水里停了一下。然后继续洗那只碗。她没有回头。
“怎么了？”
“没怎么。随便问问。”
她关上水龙头。
厨房里突然安静了下来，只有水管里残余的水流滴了几声，嘀嗒，嘀嗒。
然后也停了。
她甩了甩手上的水。
转过身来看着我。
水珠还在她指尖上。
她没擦，就那么湿着手。
“好看吗？”
她问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任何试探的意思。就是很普通地问——你觉得好看吗。像问”菜咸不咸”一样自然。但她的眼睛。她看着我的时候，比平时多停了一秒。好像在等我说什么，又好像在确认我会怎么回答。那多出的一秒，像一个很小的裂缝，刚好够什么东西从里面漏出来。但我不知道那是什么。
“好看。”我说。声音有点发紧。我清了清嗓子。
她笑了一下。
她把擦过手的毛巾挂回钩子上。
手指在毛巾上捋了一下，把褶皱抹平了。
然后才松开手。
毛巾在钩子上晃了两下，慢慢停住了。
她从我身边走过去，经过的时候，在我后脑勺上轻轻拍了一下。
手是湿的，凉凉的，拍在头发上，微微的湿度。
“行了。别瞎琢磨了。”
她走出了厨房。
脚步声在客厅里响了几步。
然后在沙发那边停下。
我听到她坐下来的声音，沙发弹簧沉了一下。
然后姥姥和她说起了别的事。
声音隔着墙传过来，含含糊糊的，听不清说的什么。
电视的声音也在响，换了一个频道——新闻联播的片头音乐从客厅传过来，熟悉的旋律，每天这个时候都会响起的。
我站在厨房门口。水池里还有一只碗没洗，泡在水里，水面漂着几滴油花。我伸手把那只碗洗了。冲干净。放进沥水架。
手上的水没擦干。我站在那儿，湿着手，看着手掌上慢慢干掉的纹路。掌心朝上，五根手指微微张开。水分的边界在皮肤上慢慢缩小，从整个手掌缩到掌心的位置，缩成一团，最后蒸发干净。我把手翻过来手背朝上，也干了。刚才她说”别瞎琢磨”的时候，语气没有变化。但正因为没有变化，才让我觉得不对。
一个被问”你自己买的”的人，如果不是自己买的，应该会解释什么吧？至少会说”不是””一个朋友送的”，像上次李霞问的时候她说的那样。但这次她没有。她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，”好看吗”，用另一个问题挡住了这一个。
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想太多了。可能是。
但那张小票上的数字。我还记得。两百八十元。2001年5月20日。下午三点四十七分。
我记得。
那天晚上我回到自己房间。
躺下来。
月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，和前几天一样。
我伸手摸到床头的空水杯。
端起来，没有水，又放下了。
杯底碰到木质床头柜，发出一声短促的钝响，咚。
那声音在安静的房间里弹了一下就消失了，然后沉默重新合拢。
在黑暗里，我盯着天花板。
那里有一条细长的裂纹，从灯座的位置一直延伸到墙角。
以前从来没有注意过。
可能早就有了。
但今天晚上。
它突然变得特别清楚。
像一条地图上的线，从一个点出发，延伸到你看不到的地方。
我能听到自己的呼吸声，在安静的房间里显得很响，呼，吸，像涨潮退潮。
在黑暗里，我又想起那个小票上的字迹。收银机的打印字，蓝色的油墨，有些地方被手汗浸得模糊了。但”银质耳钉”四个字还很清楚。”平海百货大楼”几个字也很清楚。百货大楼，在县城中心，离剧团不算远。三楼是金银首饰柜台。我去过那里，陪同学买过东西。柜台很长，玻璃擦得很亮，灯光照在首饰上面，闪闪发亮。营业员穿着深蓝色的制服，站在柜台后面。我试着想象母亲站在那个柜台前，弯下腰，隔着玻璃看里面的耳钉。但我想象不出来。我不知道她是一个人去的，还是有人陪她去的。我不知道她站在那里的时候，有没有犹豫。我不知道她是自己选的，还是别人帮她选的。
我翻了个身。
枕头有点热，翻过来，凉的那一面贴着脖子。
但翻过来之后凉的那一面也开始变热了。
我闭上眼。
那张小票在黑暗里浮起来，叠痕的位置，字迹的排列，数字的大小写，全都清清楚楚的。
从那天开始。我开始注意很多东西。母亲什么时候出门，什么时候回来。她穿什么衣服出门，和回来时是不是同一套。她接电话的时候，走到哪个角落。她说”剧团有事”的频率。她包里有没有新的东西，一张名片，一支笔，一包纸巾，以前她包里没有的东西。我开始留意她放在鞋柜上的钥匙串，多了一把银色的钥匙，我不认识是哪扇门的。我开始留意她手机充电的频率，以前两天充一次，现在每天都要充。我开始留意她换下来的衣服，有没有陌生的气味，有没有不属于家里的线头或毛发。我把这些全都记住了，记在脑子里。没有写在任何地方。但我知道——这些东西以后可能会用上。就像一个还没发生的案件。我提前在收集证据。
有一天下午，我在母亲的梳妆台上看到了一张名片。
白色的，简单，上面印着一个名字和一行电话。
名字是三个字。
我不认识。
我把名片翻过来，背面是空白。
没有单位名称，没有职务说明。
我拿起来看了看，纸质挺括，字是烫金的。
名片边角有一点压痕，大概是被夹在什么东西里压出来的。
我放回原位，按原来的角度放的。
那张名片搁在梳妆台边缘，和梳子并排。
后来。
那张名片再也没有出现过。
我不知道母亲收起来了，还是丢了。
但我记住了那个名字。
那三个字我查过一次，县城里的一个什么公司的经理。
网上关于他没什么特别的信息。
但那个名字。
我记下来了。
也没什么特别的理由。
就像那个小票上的日期。
我记下来了。
这些东西单独看，什么都不算。
一个日期，一个名字，一副耳钉。
但把它们放在一起，就有了形状。
一个我不认识的形状。
像拼图少了一块。
你知道它在哪，但你的手够不到。
但我在等它慢慢清晰。
没有再见。
但也没有忘记。
那张名片上的三个字后来我再也没有见过。
但在街上偶尔看到相似的字形，我会停下来多看一眼。
不是故意要记住，是那三个字自己长在脑子里了。
像一株不需要浇水就能活的植物。
![[校园] 疯鸟](/static/nvshen/img/thumb_1.png)